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预测,2036年我国老年人口将增至4.23亿,老龄化水平达到29.1%;2053年老年人口将增至4.87亿的峰值,老龄化水平升至34.8%。

这份《报告》认为,我国将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形势最为严峻的国家,仅用41年就走完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人口老龄化历程。

在一些学者看来,人口结构越来越“老”、数字化形态越来越“新”的矛盾,已成为全球数字化社会进程中的共性问题。一些提前步入老龄社会的国家,应对老年数字鸿沟问题的理念和做法,值得结合我国的发展实际借鉴与运用。

形成混龄的终身学习型社会

早在20世纪90年代,较早进入互联网时代的美国,首次提出数字鸿沟概念。美国政府为此发布《填平数字鸿沟》报告,通过《通信法案》,要求电信企业为老年群体提供普遍平等的电信服务。

普伦斯基等美国学者将社会人口,划分为“数字原生代”“数字移民”和“数字难民”。20世纪60年代以前出生的老年人,被归类为典型的“数字难民”。

由于他们不愿或不擅长使用网络,不断被边缘化,甚至被排斥在数字生活之外,形成老年数字鸿沟等社会问题。也有学者提出老年“数字贫困”的概念。

西南交通大学国际老龄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一帆教授介绍,数字鸿沟是老龄化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相比过去一般性的知识差异或受教育程度带来的鸿沟,似乎更加难以弥合。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它们大多把积极老龄化作为政策导向,在顶层设计上关注老年数字鸿沟问题。”杨一帆说。

所谓“积极老龄化”概念,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旨在“提升老年人生命质量,充分利用各种机会追求健康、参与、保障的过程”。而在数字化时代,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提供的便利,无疑是老年人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途径之一。

欧美等老龄化国家更看重老年人自身的学习和成长,提倡全社会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这些年,社会上流行过一种‘嘲老’情绪,总以为老年人就是落后、顽固不化的代名词。”深圳大学教授周裕琼认为,全社会都有一个如何正确看待老年人的问题。

这位多年从事老年数字鸿沟课题研究的学者发现,不少老年人既渴望融入数字社会,也能够通过学习掌握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技能。

在弥合老年数字鸿沟方式上,她更多聚焦于家庭“数字反哺”——家庭内的信息共享和代际互动,成为缩小数字鸿沟的重要渠道,更促进了互相之间的认知与情感。这也是发达国家弥合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理念。

在杨一帆看来,老年人的数字化参与热情较高,但缺乏必要的数字参与能力和知识素养,未来要建立养教结合的学习型康养城市,充分利用高校和社区的智力资源,形成混龄的终身学习型社会。

创造数字时代的“年龄友好”氛围

面对老年数字鸿沟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做了积极的探索,涵盖顶层设计、法律、社会组织和社区等内容。

据杨一帆教授介绍,在这些国家的经验中,政府部门有更多数字公平和包容的意识,把“年龄友好”理念融入政策中,设计更多数字化之外的解决方案。

欧盟曾制定《面向21世纪的电子技能:促进竞争力、成长与就业》,建立统一的欧盟数字化技能策略,重点关注老年人等群体的数字扫盲,提出终身学习等方案。同时,全面推动电子无障碍立法,保障老年人等数字弱势群体的利益,如瑞士的《政府及公共事业网络无障碍法规》、西班牙的《计算机无障碍法规》、荷兰的《网络无障碍法规》等。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李成波的研究表明,依靠成熟的社会组织体系,可以提升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能力。比如,美国老年人技术服务中心,将技术用作改善老年人生活的工具,开设免费的计算机和数字扫盲课程,帮助老年人使用技术进行社交;美国非营利组织老年人网络中心,专门为50岁及以上人群提供互联网教育,推行“老年人培训老年人”模式,发挥同龄互助教育的作用。

在新加坡做学术交流期间,西北政法大学讲师闫玉荣,专题研究了该国提升老年媒介素养的经验。2007年,新加坡半官方机构人民协会成立乐龄理事会,通过公共教育、社区和同伴互助,促进新加坡积极老龄化的开展,帮助他们掌握各种媒体技能。

2017年,新加坡信息通信媒体发展局推出IM银网站,提供视频指南帮助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他们还发起数字诊所计划,将来自社会各界的志愿者聚集在一起,共同帮助老年人融入数字化生活。

欧盟在弥合老年数字鸿沟方面,更注重发挥学校的教育作用,联合德国、西班牙等国的老年大学,成立老年数字学院,免费开设课程,为老年人提供数字技能学习机会。

此外,欧盟还制定了老年快乐计划,鼓励社会部门和企业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满足老年群体数字化需求。

除了这些积极探索,一些国家基于对互联网技术创新的保守观念、数字产品可能侵犯隐私等个人权利的顾虑,以及多元价值观的社会包容心态等多重因素,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老年数字鸿沟问题。

在周裕琼看来,对待互联网创新相对保守的国家,社会观念里并不认为数字融入一定就是好事,不用数字产品的老年人也不会产生自卑感,这种文化影响到政策制定和公共服务层面,自然要为这部分老年人留出数字化之外的备选“窗口”。

家庭“数字反哺”是现实解决路径

老年数字鸿沟不光是老年人的问题,更是全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杨一帆看来,国家在做好顶层设计后,还要通过法律和政策制定明确下来,不得以任何形式,对老年人有数字技术上的歧视。

“要坚持数字化和非数字化两条腿走路,不宜提倡所有老年人都要融入数字社会,给不愿或不能上网的老年人提供替代方案,让数字化服务成为可选项,允许‘数字断连’的老年人获得同样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周裕琼认为。

此外,一些科技企业在产品研发时,对老年用户群体关照不够,并未真正认识到老龄社会潜在的巨大市场需求,老年数字鸿沟将成为新的消费痛点。

“这也是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一些小公司暂时可能做不到,但对大平台和企业应该有这样的要求。”杨一帆说。

周裕琼在研究中认为,结合国外经验来看,我国倡导家庭“数字反哺”,是弥合老年数字鸿沟比较现实又理想的解决方式。年轻人教会老年人使用设备和互联网,并使他们得心应手“不掉队”,往往通过家庭“数字反哺”更有效。

“不是说老年人上网时间越长越好,而要看使用网络的广度、深度和程度。很多社区在尝试教老年人上网,我也带着学生到社区实践,但发现社区或老年大学,很难一两次就教会老年人,‘数字反哺’应该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还是落实到家庭中更有效。”周裕琼解释说。

在她看来,发达国家是一种社区型的国家,有成熟的社会组织体系,已经完成社会转型。中国的数字化进程中,社区和公益建设还在转型,来自社会的力量还相对薄弱。

周裕琼建议,家庭“数字反哺”可以纳入中小学的媒介素养教育,让学生和学校在弥合老年数字鸿沟中发挥作用,带动全家人融入数字化时代,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社会观念。

然而,随着四世同堂家庭结构的变化,老年人居住安排日益独居化、空巢化,寄希望于家庭的力量,难免较为分散和随机。

“鉴于有些老年人碍于长辈的威信和面子,影响家庭‘数字反哺’,可以借鉴美国成熟的社区志愿服务机制,鼓励大学生志愿者走进社区,教老年人使用数字产品。”李成波建议,社区老年人的互帮互助,不仅能有效克服他们的恐惧心理,还能弥补社区组织力量不足的短板,使“数字反哺”更加社区化、多样化、个性化。(本报记者完颜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