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俨然是近日教育领域的一大热词。所谓“双减”，即义务教育阶段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以及校外培训负担。记者采访中发现，“三点半”课后服务正在成为学校与校外机构争夺学生的阵地，其减负效果也在逐步显现。不过，专家表示，要想从根上减负，还是要在单一的考试评价体系以及不均衡的学校资源上下功夫。

学校：

多彩活动、个性化答疑丰富课后服务

下午3点半，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园里热闹非凡，十余个社团同时开课，为学生们带来丰富有趣的课后服务。

“同学们，咱们分两个声部，仔细看老师的手势，预备，起……”展览路校区音乐教室里，悦耳的钢琴声响起，30余名学生笔直站好，跟随着老师的手势，放声歌唱。握球、挥臂、跨步、掷球……德胜校区操场上，一群身着红色队服、头戴棒球帽的女生，正在体育教师吕伟的指导下练习投垒球。鉴别陨石标本、组装天文望远镜、辨认星座……走进天文社团教室，犹如走进一间小型天文馆。在连环画社团，学生们正手持画笔，聚精会神地集体创作《闪闪的红星》。

在西师附小校长李庆元看来，过重的课业负担会严重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学习兴趣的萌发。近年来，学校在抓好课堂教学的同时，借助北京市“高参小”及西城区“城宫计划”，陆续开设了几十门校本课程，建立了武术、合唱、天文等58个社团，“社团的建立提高了学生课后时间的利用率，解决了家长上下班时间与放学时间不同步的问题，有效地提升了素质教育的质量。”

本学期，西师附小还细化了课后服务工作，根据不同年级、不同学习能力对学生分组，为其提供个性化辅导，对潜力生进行一对一答疑。“所有语文、数学、英语的市区骨干和学科带头人都参加了年级的课后答疑工作。”

不止西师附小，在本市各所学校里，课后三点半都成了学生发展兴趣爱好、为课堂查漏补缺的“第二课堂”。中关村中学在课后服务时间里，借助与中科院合作办学的优势，开办了多种科技类学生社团，同时定制了体育、艺术、语言类兴趣课程，以此提升学生运动水平、审美能力和国际理解能力。此外，中关村中学也利用这段时间，根据学生的不同起点和需求，提供分层分类的学法指导。

清华附小的课后服务时间分为两部分：3点半到3点50，全校50个班级统一安排班主任辅导学生完成作业，以减轻学生家庭作业负担;3点50到5点半，学校以丰富的X课程让学生“活起来”、“动起来”。“X课程是丰富、是拓展，但不意味着是无源头的丰富与拓展，根基一定是基于帮助国家课程的优质落实，努力为学生减负增效，让课外学习成为课内学习的延伸和补充。”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

北京市十一学校一分校校长刘艳萍认为，课后服务的底层逻辑就是把孩子从校外机构“夺”回校园。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让校园生活和课堂更有质量。为此，该学校的课后服务在为学生提供丰富兴趣选择的基础上，也注重对学生的个性化指导，将重点年级和不同学生群体打破班级界限，为其安排优质师资，进行有针对性的课业辅导。“通过培优辅差，帮助学生在学校内完成作业的基础上，让学生树立起在学习上的信心和勇气，使每位学生学有所长，学有所用，助力学习质量的提升。”刘艳萍说。

家长：

欢呼雀跃 但也难免焦虑

“老二最近瘦了，但是也更结实了。”柳坦家有两娃，老大上五年级，老二刚上一年级，两个孩子都参加了课后服务，“兄弟俩一起五点半放学，给我们解决了一大接送难题。”柳坦说，她给孩子选的大多是体育运动的项目，一周五天，天天不落。她现在发愁的是，之前给孩子们在3点半之后报的课外班没时间去上了，“只能找周末去上了，上完了，就不再续费了。”她说，享受完课后服务，现在家里进入到为孩子“减辅导班”的阶段。

不过，柳坦的心里也隐隐有些不安，孩子在家学习、看书时间明显少了很多。“原来3点半放学，偶尔参加社团活动要等到5点放学，但是大多数时间里，孩子们6点左右就已经吃完饭，开始踏实写作业、看书了。现在6点左右才到家，稍一收拾7点才能吃上饭，再磨蹭会儿，经常8点才能坐下来看看书，看了没一会儿呢，又得赶紧轰上床睡觉。”

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选择了学校的课后服务，别的孩子在上课自己孩子在“瞎玩儿”，她有时也难免焦虑。“孩子的时间宝贵，家长更愿意拿有限的时间做更高效的事情。对课外班有需求的家长，会依然选择课外班。”她发现，很多培训机构的反应速度很快，课后服务一铺开，机构也立马调整了开课时间，6点之后也会安排相关课程。因此，也有很多孩子是结束课后服务之后再去上课。二年级家长肖欢也发现，班上很多家长是因为课后服务时间跟课外培训班时间冲突，放弃了课后服务。“疫情之前的托管时间，学校是有兴趣班的;疫情之后就只是单一托管，在学校里看课外书，还不如回家休息休息。”肖欢的话也说出了不少家长的心声。

家长赵迟则很为孩子在课后服务时间的选课苦恼，她儿子上二年级了，每周二周三都在校外上课。她也不是不想参加课后服务，只是每次抢课都要看运气。“现在都实行网上选课，每次选课网络都瘫痪;抢不到喜欢的课，就只能被圈在教室里，还不如去外面上点儿培训班呢。”她直言，有的班级会搞“一刀切”，没有课后服务需求的学生也要被硬留在学校。“教育还是要个性化，希望学校在执行政策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不同家庭的实际情况。”

专家：

减负 还是要从根上解决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长久以来，学生负担重、压力大一直是困扰教育发展的一大难题。一组数据也很能说明课外培训机构对学生的捆绑情况。本市一所小学的调查显示，报班最多的孩子报了6个课外班，语数英至少报一项的学生占比达到100%;其中，参加英语课外班的学生人数最多，占到总人数的75.8%，参加文体类课外班的学生占到了60.6%。从学校反馈来看，课后服务的效果正在逐步显现。比如十一学校一分校调研显示，这学期学生课后服务的选择率从51%上升到87%。

储朝晖表示，“双减”的提出也是对民意的一种回应。“事实上，过去可能没有用到这样一个词，但是做了很多类似的工作，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在他看来，课后服务等组合拳对减负的效果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储朝晖分析，减负迟迟减不下来的根源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考试评价制度，“考试评价权力过于集中，标准过于单一，所有的孩子都要按同一个标准去排同一个队，所以大家都得拼命往前挤。”储朝晖说，学生的成长发生在多个空间多个时间，评价也应该要有多个维度、多个层级。比如，直接教授学生的老师最了解学生，本该最有评价的权力;但是就现状而言，老师的评语并没有权威性，也没有相应的认可程序。“如果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就应将评价进行分权、分级。”储朝晖举例，如果真的实现了评价的分权，比如赋予招生学校评价的权力，将招生和考试分离，那也就意味着，考生可以在全国3000余所高校排3000多个队，“这样一来，孩子就有一种基本的判定，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可以通过发展我的特长、我的喜好进入到心仪的院校。”

此外，学校之间的不均衡也是学生负担的来源之一。“如果学校之间存在明显差别，很多家长就会焦虑，自己孩子如果按正常进度没法比别人更有竞争力，那么就会通过上培训机构补习的方式来提高孩子的考试分数。”储朝晖认为，这两个原因没有消除，家长对提高分数的需求就永远存在，也就很难实现真正的“双减”。(记者 牛伟坤 李祺瑶 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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