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拿到一款所谓从欧洲代购回来的奢侈品包包时，可能从商品、包装、票据到物流单等都是假的。这些看似同样的款式和材质、堪比正品做工的高仿品，实际价格或许只有正品价格的十分之一。
第一财经记者近期实地调研并多方采访后了解到，奢侈品品牌及其附加内容带来的旺盛消费需求使不少商家看到以正品十分之一的低价采购高仿奢侈品，再以正品八、九折的价格卖出去可获利润极高，这也促使制假售假产业链日趋成熟。随着高仿奢侈品充斥市场，也让假代购行业兴起，高仿品配合各类假票据以及物流配送，可以使一切看起都仿佛是从境外买回了高端商品，而其中的灰色利润高到难以想象。
另一方面，相关处罚量刑比率低下等因素，导致假冒奢侈品“斩草难除根、春风吹又生”，造假售假与查假打假在长期交锋。
从义乌到广州
几乎没有在义乌买不到的小商品，印象中人潮涌动的义乌小商品城，如今实际上并没有想象中的热闹与繁荣。
5月的一天，第一财经记者上午9点半走进主营箱包皮具的商贸城3区时，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商贸城内部纵横交错的通道两边商铺林立，大的一间不超过15平方米，小的只有3平方米左右，店主基本都是对接箱包皮具的生产厂家。接近上午11点时，商贸城内人依然不多。
来到义乌4年，在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上开了5家网店的郑大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对网店经营者来说，商贸城的货价格还是偏高，网店业主熟悉行业规则后基本上都会从厂家直接拿货，一些依然从商贸城进货的人，建立关系后也很少来现场采购，大多是店主从商贸城或工厂直接发货。
第一财经记者走访了整个箱包皮具区，并未发现有奢侈品高仿的身影，能称得上仿品的，是造型、款式、颜色类似，但材料、做工相差甚远的箱包。更有不少款式相近，只印着奢侈品品牌LOGO标志，但LOGO形状还稍有区别的箱包。
在一家箱包店里，第一财经记者向店主魏芳询问店中摆出的一只有LV元素的包，对方表示仅供批发，35元一只，一件(120只)起售。“我们能摆出来卖的就是这种，不是奢侈品高仿，只是看着像，用一些老花等比较经典的元素，包看起来档次会高一些。”魏芳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商贸城里做的就是普通的小商品贸易，有些商家想仿，款式、LOGO也会做得不太一样。
在另一家街边小店内，记者看到店主正在推销GUCCI仿品包，乍一看，外观和条纹都非常像正品，但仔细查看后，会发现拉链、内袋等细节处理得比较粗糙。店主表示，不同做工的包和皮夹有不同价位，从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一家销售外贸箱包的店主于齐悄悄对第一财经记者说，如果要找高仿奢侈品货源，自己可以帮忙牵线，大部分高仿奢侈品都是从广州那边来的，自己舅舅一家就是干这行的。
目光转向千里之外，广州市城北的三元里，这里是广州南北交通最繁忙的要道之一，汇聚着近30家大型皮具专业市场。大量的皮具从这里出发，发往全国，乃至全世界各个角落。一年的皮具贸易交易额达400亿元。车水马龙之中，这里还隐藏着一个庞大的高仿奢侈品交易市场。
几年前，电影《碟中谍》的上映，带火了PRADA“杀手包”。因抢购不到该款包，冰琪决定转战高仿奢侈品市场。于是，她托广州的朋友帮她在三元里入手这款高仿皮包。最后以不到正品十分之一的价格买到了一只高仿包，与正品并无明显差异。
小马是三元里高仿皮具众多拉客仔中的一员。小马每天的行程，就是游走于三元里的各个地铁口或天桥，派发宣传卡片，负责把客人拉到各个高仿皮具销售点。跟着小马的步伐，第一财经记者来到距离三元里地铁站A出口一公里左右的一排老居民楼处。楼下各种门店云集，门口三五成群坐着人。从人群中穿过时，会不自觉感到各种扫描一样的眼光向你“刷刷”投来，仿佛置身于上世纪90年代的警匪片现场。
“这是我们布下的‘眼线’，最近查得太严了。如果对方来者不善，我们一眼可以识出。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这些人会马上知会后方工作人员。除非有我们的人陪同，不然这里不会有人给你开门。就算是熟客，自己单独前来，也不会有人给你开门。”小马坦承。
小马终于在一栋五六层高、楼龄30年左右的老式居民楼停下来，楼下大铁门紧闭。小马按下门铃之后，铁门打开了，出来几个工作人员，他们警惕地扫了一眼周围后才放行。沿楼梯往上，每个楼道里，都有不同的工作人员蹲守着。经过重重铁门后，记者来到一间销售高仿皮具的房间，房门口同样有几个工作人员把守着。进去后，房间大门立刻在身后关上了。一间不到100平方米的屋子里，琳琅满目地陈列着LV、GUCCI、Dior等各大奢侈品牌的高仿皮包。房间分成了几个隔间，每个隔间的产品有不同价位。
“现在的客人太挑了，都想买好的，所以太低级的高仿我们不做了。”销售人员介绍道。
除皮具之外，这座居民大楼里还同时销售高仿的饰品、香水、衣服等，这些产品分布在不同房间或不同楼层。每到一处，里里外外的门口，都有人把守着。相比“简单粗暴”的义乌，这里的商品可谓是仿品中的“战斗机”。
制假、销假利益链
有需才有供，这样庞大的高仿奢侈品市场背后，首先是有大量的客源。第一财经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一般高仿奢侈品的买家有几类人：一种是代购;一种是想要买正品却实际上买到高仿品的人;还有一种则是明确想买高仿品的人。
长年累月下，小马手里累积了大批客户的名单。这些客户里，有代购、实体店主等，来自世界各地。“有些代购，他们确实是有到境外采购奢侈品，但寄给客户的不一定都是正品，我接触了不少这样的代购。”小马介绍道。
有了需求，自然有厂家生产高仿品。第一财经记者在三元里看到房间里陈列的包从材料、做工到配件，看起来与正品似乎并无差异。在这里，只要花上正品十分之一的价格，就可以淘上一款跟正品看似一模一样的商品。
“我们这里有客人拿货回去，当正品去卖，没人能辨得出来。我们这些产品，都是老板去境外买的正品，回来拆解后，按1：1比例仿制出来的。”三元里一名生意人介绍称，“一旦正品有新款出来，这里几天内就可以仿制出来，在这里购买的产品，如果发生质量问题都能过来维修，我们有提供售后服务。”
李莉销售各类高仿品多年，她很直接地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做这行得产销一体化发展，从合作工厂到销售都是无缝连接的。“这些工厂本身就是专业制作箱包、服饰的，有些甚至就是给知名品牌做代工，因此技术是过硬的。如果你要做高仿奢侈品，无论是包还是服饰等，都可以做，但做得到底有多少分像，就看你愿意花多少成本。比如一款名牌风衣，你要低成本做则衣料和做工都比较差，且细节会有所不同;如果你愿意多花些成本，则布料和正品一致，还会在纽扣等细节和做工方面接近正品;如果你再多花些成本，则工厂可以专门为你开模、打板，做出和正品几乎一样的产品。”李莉如是说。
于齐给第一财经记者举了个例子，一个正品售价2万元的包，高仿包一般分三个等级：原款、原单和顶级高仿。原款包用的是接近正品的材料和配件，每个包的拿货价为500元左右;原单包用的是从正品代工厂收购的剩余材料、配件，与正品包材质完全一样，拿货价在900元左右;而顶级高仿包，除了用的材料、配件好，做工比正品还好，拿货价在1500元~2000元之间，不是做这行的人绝对分辨不出来。也就是说，花正品十分之一的价格，就能买到与正品同款、同质甚至质量更好的包，从性价比来看，这似乎是个完美的选择。
这一点在李莉这里也得到印证，其最热销的是几个经典款LV包，高仿品的价格基本维持在正品价格的十分之一左右。比如一款1.4万元的LV包，高仿品价格是1500元。而李莉向工厂的拿货价不到1000元，因此作为销售者，其利润率近100%。
于齐透露，高仿包里仿得最多的三个品牌就是香奈儿、GUCCI和LV，这三个是老牌奢侈品的代表，经典款一直卖得很好，做经典款高仿就能有丰厚的利润，一些相对小众的奢侈品牌就做得比较少，而爱马仕是大牌奢侈包中高仿最少的。“因为正品爱马仕包单价太高，最便宜的也要好几万，采购正品回来开模的成本较高，且爱马仕高仿包拿货价最便宜一个也要好几千，买的人少。”于齐说道。
代购和物流的套路
制高仿品的工厂是利益链的第一个获益者，一名高仿包销售人员对第一财经记者透露，厂家制作一款高仿品，利润空间约在20%~30%之间，利润的重头在渠道。比如中间销售商则依靠正品十分之一的价格销售高仿品，但因拿货价更低，其可获约100%的利润率。接下来在购买者中，除了购买自用的消费者，还有一类人群即代购，其也是获利者。
购买正品的代购者一般获10%左右的佣金收益，比如在欧美留学或生活的人。“我们保证买到的都是正品。比如一款1.2万元的LV包，正品在法国含税价是8000元左右，我们在当地不能退税，我会加价10%作为佣金，即以8800元价格卖给中国国内消费者，消费者还是划算的。”在欧洲留学的何美婷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与何美婷这类正品代购者不同的是高仿品代购者，他们通过上述工厂或中间商以正品十分之一的价格拿到高仿品，再当作从海外代购回来的正品卖给消费者。第一财经记者从代购圈了解到，比如上述一款1.2万元的LV包，高仿品的价格在1200元左右，代购买入高仿品后再以约9000元价格假装是正品出售给消费者，该代购者的利润率高达650%。即真品代购者赚取10%左右的佣金，而高仿品代购者的获利是翻数倍的。
有代购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有些代购可能常在朋友圈晒他们已去到海外哪些地方采购了，但未必都是真的。“国内有些地方可以提供场景模拟，专为代购服务。比如你看到有代购在国外专柜购物的场景，很可能他们是在国内某个地方录制的。”上述代购人士还透露，代购会以假乱真，最主要还是希望获得更高收益，毕竟出国一趟，成本较高，又不能一次带很多，不然会引起海关注意。万一被查就损失惨重了。所以若一些代购出货量很大的话，其实是很值得怀疑的。
当然，高仿品代购也是一门技术活儿，除了产品要高度逼真之外，相关的票据、物流和后续处理都必须非常到位。
小马引荐的工作人员称，买下产品后，需要相关的发票证明，可以到楼下指定地方去购买，有全套的发票、POS机单、物流单据等。
在购得一款高仿GUCCI包后，在小马的指引下，第一财经记者来到销售发票的门店。这里除了销售发票，还同时销售皮具包装盒子。只要花上3元，就可以购得一份票据。这份票据涵盖产品小票、发票、刷卡票据，而产品的金额，可以自行决定。发票上的二维码，甚至可以追溯到是在境外哪些专柜店购买的。
“没有人会拿这个票据验证的，一来专柜的人不会给你验，二来这个验证的成本太高了。如果万一发生退货，那就退款好了，不要引发纠纷，毕竟退货率很低。”销售票据的老板说道。
整个环节中，物流必不可少。代购者将货品在线销售后，再到“代收点”充当中介揽收发运，形成的一个复杂的灰色产业链。这里所说的“代收点”，主要负责把假货汇总后运输出去，且制造虚假路由信息。很多“代收点”本身也是长期从事跨境电商生意的公司，所以其手中既有真货，也有假货，物流单号和物流路径在真假货之间的转换也由其掌控。当然，“代收点”中也包括有些做了快递公司在当地的“加盟代理”。
第一财经记者与多家快递企业和相关业内人士交流后了解到，如果能获得美国网点的单号，然后再用美国网点的代码登录扫描设备，就可被实现为是美国的站点做了扫描操作。所谓快递单号，就像每个人的身份证号一样，每个快递单号都对应着某一区域的某个快递网点的包裹，快递员收到快递包裹及之后的分拣和运输的每个环节，都要通过扫描设备扫码单号，以形成明确的物流路径。
为让消费者更加信以为真，部分“代收点”甚至还会伪造国外快递查询网站，输入所谓的快递单号就能显示物流路径信息，即快递可以“看起来”是从美国、澳大利亚、欧洲等任何地区发出的。有更胆大的“代收点”，冒充快递网点参与造假，通过购买国外的“快递单号”提供 “异地上线”服务，伪造快递查询网站，然后国内物流部分交由真正的快递公司递送。
在中国，除了中国邮政和顺丰，大多数壮大起来的快递企业都是通过加盟制迅速扩张，在这些快递企业中，总部是把运单预收费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加盟商每收一单快件，就要向总部缴纳1元或更多的运单费。加盟商数量越多，递送量越大，总部销售的运单就越多，获得的收入也就越多。此外，各地网点如果需要总部投建的转运中心进行中转分拨，还会缴纳一定的中转分拨费用。
这样的发展模式，也导致一些加盟商甚至旗下的承包商，为获更多利益，与造假商家联手，帮助其提供虚假快递路由信息，获取利润的分成，毕竟现在国内快递业还处于价格战阶段，很多加盟网点单靠收送快递根本不赚钱。
查处实刑率低，打而不绝
“生意最红火的时候是前几年，这几年冷清了不少，主要是相关查处越来越严了。生意不好做，一旦风声紧，我们当天就不做生意了。”一名高仿包销售人员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对制作高仿奢侈品的厂家来说，最核心的机密莫过于工厂地址，大多数制假厂家被查处，都是因为不慎泄露了工厂地址。一旦被查到，最大的损失就是制作机器和罚款。
“制作高仿包特别是顶级高仿的机器，都是从国外进口来的，一台就要1000多万元，一旦被抓到损失巨大。”一家销售外贸箱包的店主于齐表示，罚款也不是按照高仿产品的售价来罚，而是按正品的售价来处罚，“舅舅的一个朋友也是做这行的，去年被查到了，仓库里面还有一批没出货的LV包，光是高仿包的罚款就罚了2亿。”
对奢侈品制假售假日益严厉的查处，导致高仿行业风声日紧，现在不管下多大单子的客户，于齐的舅舅再也不会将人领到工厂去看货了，甚至连白云皮具城的展示店不是熟客也绝不带进去，宁可每次给客人发产品图片，确定购买意向并付款后，随机选择一个地方交货或直接快递发货。
奢侈品制假售假者的谨慎背后，是行业查假打假技术、行动和力度的不断升级。
有20余年打假经验的LV大中华区及蒙古国知识产权部刑事保护执行总监玄慈，就常年奔走在查假打假的路上。1999年，玄慈与义乌警方一起办了她经手的第一个涉及造假的刑事案件，该案件涉及13个制假窝点。
多年来，玄慈见证了打假从最初行政部门参与执法为主，到现在多方合作、技术赋能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制假售假者的形式多变、花样百出。不少高仿品生产厂家只是在网上接订单后直接邮寄，根本没有存货。现场查不到足够立案的存货，对传统线下打假是巨大的挑战。如何确认电子证据，进行电子取证并认定涉事者犯罪，一度成为奢侈品品牌方和警方的新课题。
最近几年，警方、LV和阿里巴巴三方合力，破获多个制假售假的大案，玄慈也越发觉得打假早已不是哪一个机构的事了。打假不能只删除售假链接，还要摸清背后的制售假链条，端掉制假窝点，斩草除根。但要做到最后这一点，非常难。
2015年底，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成立。2017年，打假的合作模式再次“升级”，阿里巴巴打假联盟(AACA)成立。
尽管如此，依然不断有造假者换个地方重操旧业。随着警方对广州等造假重灾区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一些造假者选择了回乡“创业”。2017年年初，LV收到线报称湖南永州发现一家假冒品牌商标的皮料生产工厂，玄慈随即联合警方及阿里打假特战队展开了行动。永州警方抓获10余名犯罪嫌疑人，查获350多卷LV、GUCCI皮料，11只LV印花滚筒，涉案金额高达2.16亿元。
“一卷400码的皮料生产的假包能给制假者带来上千万元的暴利。”玄慈表示，每码皮料可生产3个手提包或10多个钱包，换算下来，这次被查获的皮革可生产数万个LV假包。
多年的打假经历让玄慈意识到，巨额罚款和实刑的意义更大，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的实刑率不高现象，对制假售假者的震慑实在有限。
阿里巴巴2017年的打假数据显示：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2017年排查出了5436条销售额远超起刑点(5万元)的疑似制售假线索，执法机关接收1910条，已进行刑事打击的有740条。
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确认已有相关刑事判决结果的有63例，这些案件的平均办案时长约344天，共判决129人，但其中104人判的都是缓刑，实刑率仅19%。被查处后重操旧业的，往往也是这些被判缓刑的人。
“必须要完善法律法规，对线下假货生产源头进行围剿，全社会共同推动制假直接入刑，并引入惩罚性赔偿，让制售假者倾家荡产，才能彻底遏制假货问题。”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如是说。
(第一财经记者王海对本文亦有贡献，应被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郑大强、魏芳、于齐、冰琪、李莉、何美婷皆为化名)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