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菲利普·肯普主编的《电影通史》按照年代顺序追溯了电影的演化,从早期的电影放映技术到多银幕影城的出现,直至如今的网络平台,展现了世界影坛的重要时期、主要流派和经典作品,并以电影的高速发展反观社会和文化的演变。

本文截取了书中对80、90年代华语电影的梳理,提及了《黄土地》《卧虎藏龙》《一一》等烙印了一代人热爱与记忆的电影。

80年代

很少有人能料想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能够制作出享誉世界的原创作品。

北京电影学院的重新开张为这一切铺平了道路,而到了首批本科生毕业的1982年,被称为“第五代”的中国电影人已经开始酝酿一场革命。

与此同时,年长的第四代导演已经开始重新审视动荡的过去。

谢晋用故事片《天云山传奇》(1980)表现了1966—1976年期间的社会境遇。新现实主义作为一种革新的形式出现了,张暖忻的《沙鸥》(1981)即采用了半纪录片形式。第四代也关注当下的社会问题,谢飞在《湘女萧萧》(1986)里描写了边远地区存留的旧式婚姻习俗。

谢晋在《天云山传奇》里表现了时代的压抑

第四代作为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师影响着下一代的电影工作者。用张艺谋的话来说:“从他们的前辈那里,第五代继承了非戏剧化的结构和去政治化的叙事,而用更少的对话和音乐为人物和故事带来更多诠释的空间。”

和前辈“讲述”一个事件的习惯不同,他们更倾向于“展示”。

地方电影制片厂发起了这样的变革。陈凯歌1985年令人惊艳的《黄土地》就是在地处遥远的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的。

担任该片摄影的张艺谋在自己的导演处女作《红高粱》(1987)里艰难地回顾了解放战争前的中国历史。和他此后的作品一样,这部电影得益于巩俐热烈的表演,以及代表着血与火和中国文化喜庆象征的红色的复杂意义。

浓艳热烈的色调浸透了发生在高粱酒坊的异域寓言《红高粱》

隔海相望的中国台湾地区此时也经历着伴随艺术片兴起的电影复兴。这场运动的主将是侯孝贤,其标志性的长镜头和大远景深得日本电影精髓。

侯孝贤最重要的作品是以《悲情城市》(1989)开始的“台湾三部曲”。台湾电影新浪潮的另一位干将是杨德昌,他的《恐怖分子》(1986)令人难忘地讲述了都市生活给人带来的焦虑不安。

杨德昌的都市惊悚剧《恐怖分子》的海报。影片夺得了洛迦诺电影节银豹奖

除此以外,香港导演吴宇森的小成本动作片《英雄本色》(1986)令香港影坛面貌一新,并深刻影响了国际影坛。故事讲述了黑白两道兄弟的恩怨情仇,让周润发日渐低落的事业腾飞的同时,也刷新了香港电影的票房纪录。

伪钞制作者小马哥(周润发饰)在《英雄本色》里潇洒地点烟

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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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此前停办的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迎来了第一届新生

1980

谢晋在《天云山传奇》里表现了时代的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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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张暖忻的《沙鸥》是第四代导演半纪录风格的典型范例

1982

恢复招生后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一批学生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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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以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的作品让地方电影制片厂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1985

侯孝贤执导的《冬冬的假期》(1984)享誉国际电影节,杨德昌拍出了《青梅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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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谢晋的《芙蓉镇》问世

1989

侯孝贤以《悲情城市》开始了他的“台湾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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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张艺谋拍摄色彩艳丽的《菊豆》

代表影片

《黄土地》(1985)

陈凯歌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为了逃避国民党的追击,开始了跨越整个中国的史诗般的长征,最终到达了陕北延安,并以此为根据地解放中国。《黄土地》便是以此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八路军文工团士兵顾青(王学圻饰)在1939年从延安来到邻村采集民歌时发生的故事。

导演陈凯歌和摄影师张艺谋捕捉到这片黄土高原的美丽和严酷,并以不掺杂感情色彩的平视态度审视边远地区的风土人情。忧伤的民歌唱出穷苦农民的困境,美轮美奂的摄影则表达了对民俗民风的礼赞。红军士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往令人感动。

《黄土地》将个人命运置于宏大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之下

耐心善良的红军士兵无疑是影片的主角,观众的同情却集中在乡民的女儿翠巧(薛白饰)身上。她对士兵未曾言说的爱恋同冲破包办婚姻走向自由的心愿紧密相连。

《悲情城市》(1989)

侯孝贤

1987年,随着国民党在台湾长达38年的戒严和政治高压的结束,台湾新电影——一场关注政治和形式创新的电影运动掀起了惊涛骇浪,侯孝贤便是其中的领军人物。

《悲情城市》以和缓写意的手法,以小见大地呈现出台湾在1945至1949年的历史景观。这是台湾原住民的身份认同遭受剧烈冲击的四年,日本对台湾进行了长达50年的侵占,在其战败后,台湾的行政权移交给了国民党政府。本岛人对文化自主的诉求遭到了新政府的压制。

文清和家人面对着前方的世界

侯孝贤的镜头在不同的人物、时间和角度游走,勾勒出庞大家族里的个体命运,意欲用生命之脆弱折射出历史悲情的洪流。影片围绕林家四子展开:黝黑的长男文雄(陈松勇饰)经营的赌场“小上海”开门迎接岛上新晋的权贵;经历过战争创伤的文良(高捷饰)卷入了日益猖獗的黑社会活动之中;文森(未曾在片中出现)应征前往菲律宾后音讯全无;聋哑人摄影师文清(梁朝伟饰)是影片的中心角色,影片亦借用他和宽美(辛树芬饰)来往的情书传递了最为核心的议题——人和人交流的障碍。

90年代

中国第五代导演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更多外国观众和国际电影节的青睐。

张艺谋压抑而浓艳的《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讲述了20世纪初中国大户人家的妻妾争斗,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银熊奖。

巩俐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扮相。她一共主演了张艺谋的八部作品

陈凯歌的金棕榈奖得主《霸王别姬》(1993)讲述了一对京戏艺人的跌宕人生。

周晓文是值得一提的过渡性人物,虽然属于第五代导演的行列,但他的作品《二嫫》(1994)对现实的冷酷讽刺和放眼当今社会的第六代导演不谋而合。

《霸王别姬》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这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之一

台湾地区在1994年对进口电影的禁令颁布以来,商业片市场逐渐萎缩。然而,台湾电影人着眼本土民情和现代都市生活,制作了诸多精彩的艺术片。

台湾新电影运动的领军人物侯孝贤和杨德昌陆续推出了不少佳作:侯孝贤以《戏梦人生》(1993)和《好男好女》(1995)完成了他的“台湾三部曲”,杨德昌则推出了经典之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

《爱情万岁》(1994)和《河流》(1997)的导演蔡明亮聚焦都市的疏离感和同性恋题材,以长镜头和极简的运镜树立了个人风格。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将镜头对准了60年代初的孤僻少年

李安是国际上最为知名的华人导演。他的早期作品《推手》(1992)和《喜宴》(1993)均在美国拍摄完成,讲述了东西方的文化冲突。

在其他台湾导演致力于制作精巧的文艺片时——如杨德昌的《一一》(2000),李安推出了潇洒灵秀的武侠片《卧虎藏龙》(2000),并启发了《英雄》(2002)和《十面埋伏》(2004)的创作。

这些视觉效果惊人的功夫大片赢得了国外观众的热烈欢迎,并证明了中国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成功。

其中功不可没的中国香港导演王家卫的《花样年华》(2000)等作品吸收国外广告和音乐录影带的特点,展现了和一贯朴实无华的亚洲电影迥然不同的“MTV式”的美学风格。

梁朝伟和张曼玉担任《花样年华》的主演。这部作品和《阿飞正传》(1990) 以及《2046》(2004)组成了王家卫的“60年代三部曲”

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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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导演张艺谋完成了《大红灯笼高高挂》

1993

中国台湾导演蔡明亮推出了长片处女作《青少年哪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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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霸王别姬》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1994

李安回到中国台湾,拍摄了《饮食男女》。他的头两部作品中的故事都发生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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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故事背景设在阿根廷的《春光乍泄》代表了王家卫的国际化风格

2000

李安的武侠盛宴《卧虎藏龙》取得了全世界观众的追捧。杨德昌推出了《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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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影片

《卧虎藏龙》(2000)

李安

题材多变的导演李安用《卧虎藏龙》向童年时代观看的武侠电影致敬。该片剧本来自20世纪初作家王度庐的同名小说,讲述了百年前极富神秘色彩的清代武侠传奇。

故事围绕老成持重和年少轻狂的两对情侣展开:李慕白(周润发饰)和俞秀莲(杨紫琼饰)是闯荡江湖多年,受人敬仰的侠士,只是一直不肯面对彼此的感情。有意金盆洗手的李慕白将青冥宝剑托付给俞秀莲,却被年轻漂亮的九门提督千金玉娇龙(章子怡饰)半路盗走。尽管家里定了亲,她却一心向往着江湖生活,并想要回到曾在大漠将她掳走的潇洒马贼罗小虎(张震饰)身边。

令人惊叹的美景出自摄影师鮑德熹之手

获准在中国大陆拍摄的李安有机会展示华夏大地的瑰丽奇景,无论是峰峦层叠春水无痕,还是竹林掩映大漠黄沙。影片的武打讲究高来高走、飘逸华美,剧中人更是蹬萍渡水、踏雪无痕。《卧虎藏龙》为陷入低谷的廉价功夫片注入了独特的美感、精湛的细节和考究的质地,更通过炽热的浪漫主义把一成不变的江湖恩怨戏码升华为关于爱恨得失、尊严和命运的沉思。

《一一》(2000)

杨德昌

正如作家兼评论家索尔·奥斯特利兹所说,杨德昌的电影尝试“通过爱情和家庭的双重滤镜,展现出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台湾社会的日常生活图景”。这一目标在《一一》中得到了完美实现,影片以贴近生活的视角呈现出宏大宽广的视野,是现代台湾影坛最为杰出的作品之一。

以一场婚礼开始,之后婴儿诞生,再由一场葬礼作结,影片涵盖了三代人的生活,讲述了一个中年男人N.J.(吴念真饰)及其亲友的家庭、爱情和职业的困惑。

尽管沉重的氛围笼罩全片,杨德昌对台北的凛冽审视却从未让人感到沮丧。虽然总是和人物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镜头这一边的观众也不难对剧中人的经历感同身受。片中更不乏幽默元素,其中许多和N.J.求知欲极强的八岁儿子洋洋(张杨洋饰)有关——他喜欢用照相机拍摄人的后脑勺,给他们看到“无法看到的自己”。

片中的许多事件是由八岁的男孩洋洋亲眼见证的

这种聚焦家族兴衰、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和见微知著的对现代亚洲都市生存状态的体察令本片具有了普世的意义。剧中人的心路历程是每一个现代人无可避免的生命试炼,也无疑是令影片打开国际市场的良药。本片在台湾从未正式放映,更令人心酸的是,这部作品也成为杨德昌导演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电影。

关键词: 八九十年代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