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太原5月17日电 (记者 胡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17日对外公布山西省交口县刘家庄明代宋氏家族墓发掘资料，根据墓幢记载，墓主人宋伦、宋虎生前均担任过乡间“老人”一职，其职能与当今社会的“居委会”类似，这对研究明代“老人制度”提供了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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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牵头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交口县水头镇刘家庄村抢救性发掘了两座明代墓葬。墓葬均为石室墓，墓室后方墓幢有明确的纪年：“大明嘉靖三十四年”。

墓葬内出土瓷缸、符瓦、瓷盏、买地券等遗物，其中一座墓葬的墓室内发现3具人骨，经初步鉴定，中间人骨为男性，两侧为女性。

更为重要的发现，是两座墓室后方的墓幢。墓幢由幢座、幢身和幢顶组成。两座墓幢系宋氏家族成员为两位墓主人所建，修墓时间明确记载为“大明嘉靖三十四年”，即1555年。幢身所载内容包括墓志铭、建墓记、家族成员及藏经等信息。

M1墓主人为宋伦。墓幢刻铭“顕考”即“显考”，是对已故父亲的美称。墓幢载有佛教造像与藏经的内容，这些应是宋伦“所作功德善禄”的一部分，也可看出佛教思想影响着民间生活及丧葬事宜。M2墓主人为宋虎及其夫人梁氏、米氏、白氏。墓幢内容涉及到佛教藏经、立墓时间、修墓人、阴阳人、出字人等内容。

根据墓幢记载，墓主人宋伦、宋虎，两人生前均担任过乡间“老人”一职。“老人”制度是明政府加强乡里基层管理所采取的一项除粮长制、里甲制之外最有特点的措施之一。明代建国之初，各地都出现较多的民间纠纷和偷盗斗殴，由于没能及时处理，以致“多因小怨，辄兴狱讼，越诉于京”，不仅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也给地方官府甚至京师带来很大压力。

《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户为一里，推丁粮者十户为长，馀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里设老人，选年高为众所服者，导民善，平乡里诉讼。”洪武二十二年八月乙卯，“诏天下府州县各举高年有德，识达时务，言貌相称，年五十以上者一人”。洪武三十一年四月，朱元璋又颁布《教民榜文》，其中进一步明确了老人的权责，“今出令昭示天下，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须要经由本里老人、里甲断决。若系奸盗诈伪、人命重事，方许赴官陈告”。

《教民榜文》作为乡村治理的法令，其指导思想主要是依靠乡里精英——老人，来实现朝廷所期望的乡村治理。担任“老人”职务，须具备高年有德、办事公正、具有调解裁决能力等条件，同时要对民间生产生活、争讼斗殴等情况十分了解。洪武以后，随着乡间管理需要，“老人”种类也逐渐增多，见于记载的有木铎老人、集老人、仓老人、水利老人、浮桥老人、窑场老人、申明亭老人、旌善亭老人、观农老人等等。而老人的任期，据嘉靖《罗田县志》载：“老人，每里各役一人，年终更替。”明代政治家吕坤《实政录》在谈到社仓老人时说：“一年一换，一换一交”，都说明老人任期应为一年。

据本次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赵辉介绍，“老人”是乡间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协调者、督促者，数量庞大的“老人”在明初起到了较为显著的积极作用。然而，这一有利制度并未持续贯彻下去，明朝中后期“老人制度”日渐废弛，很多地方的“老人”不仅无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反而成为一大祸害。洪熙至嘉靖年间，“老人制度”逐渐出现很多弊端。

赵辉介绍，首先“老人”由民众选举逐渐改为由官府指定，以贿求充的现象也多有发生。《明宣宗实录》卷四十七记载：“近闻此辈(里老)多不出于推择，悉是以贿求充，妄汗上官，侵害下民，以私灭公，无所不至。”其次是“老人”素质下滑，欺公玩法，贪污豪夺。海瑞在谈到嘉靖年间的老人状况时说：“乃今老人以钱神为使鬼，希图差勘，瞒官作弊，以肥私囊，间有投诉，此行酒食，曰吾饱吾腹矣。彼私贿赂，曰吾丰吾袖矣。至两词俱备，狐疑莫决，旁皇四顾，不能出一语，以相正焉。嗣是公道不昭，贞邪莫辩。”此外，嘉靖时期很多好的制度废而不行，“老人”员缺不补、数量剧减，作为惩恶扬善的申明、旌善二亭多废驰不修。

赵辉表示，从两座墓的修建规模、多重门楼结构、雕刻精美的石构件，可以推知两位墓主人在世时德行较好，因此去世后也得到了乡里的尊敬与子孙的厚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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