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五年（1642年）冬，李自成亲率四十万大军来到襄阳，准备将襄阳一举拿下。

此时，据守襄阳的明军是明末大将左良玉，他率领的明军大约有二十万人，在数量上远远不及李自成的农民军。

这支明军面对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农民军，不但没有整军备战，积极操练，反而流露出未战先怯，自乱阵脚的情绪。由于粮饷不足，军心涣散，将士们便将主要精力放在对襄阳百姓的大肆劫掠上，准备在逃跑之前，狠狠的从当地老百姓身上搜刮一些民脂民膏。

这种临死之际戕害老百姓的做法，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襄阳明军的胡乱做法，让当地老百姓对左良玉领导的明军恨之入骨，巴不得这些明军被农民军赶跑。所以当他们听到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已经兵临城下，不由得欢声雀跃，纷纷“焚香顶礼、牲酒远迎”，拥护李自成的农民军，希望农民军攻占襄阳城。

自古“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这种情况下，李自成的农民军没有浪费多大周折便将襄阳城收入囊中。

第二年春，也就是1643年3月，在阳光和煦的春风里，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农民军政权，他自己也被一众农民军朋友推举为“新顺王”。

襄京似乎成了李自成农民军新政权的首都，被赋予了一个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

几个月之后，在湖北武汉，张献忠率领的农民军攻占了武昌。他一看自己的同乡李自成在襄阳建立了政权，当了“新顺王”，于是也脑袋一热，不甘人后，也大张旗鼓的建立了大西政权，给自己封了一个“大西王”。

一时间，湖北大地上出现了二个新兴的王朝，国人瞩目。

远在北京的崇祯皇帝得知农民军声势日盛的讯报后，心如火焚，寝食难安。一方面要面对虎视眈眈的大金，一方面又要面对潮涌般的农民起义浪潮。他急忙召集朝臣商议，但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病入膏肓，群臣反复商议，也拿不出一个好方案。

最后，崇祯皇帝下令让陕西总督孙传庭统帅大军东出潼关，向南攻击农民军。同时命令左良玉率领大军向西北进发，对盘踞湖北的农民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围歼农民军。

这时，李自成也没闲着，他虽然做了“新顺王”，却并未沉湎其中，而是在积极思考农民军下一步的战略部署，计划北上攻打北京，直接将大明帝国彻底颠覆，完成他的终极目标。

他的丞相兼首席谋士牛金星建议先取河北，直捣北京，推翻大明王朝。

礼政府（当时李自成为了区别明朝的礼部，称农民军中央六部为六政府）侍郎杨永裕主张向东占领金陵，切断漕运，直接把北京的钱粮供给给拦腰砍掉，北京不攻自破。

以上两条建议都不错，但这种玩法有点冒险，万一失败，农民军将溃不成军，面临灭顶之灾。如果胜利，将大大缩短大明帝国的国祚命运。

李自成有些犹豫，变得极为慎重。

这个时候，他的吏政府从事顾君恩站出来发表意见，认为东下去金陵从时间上来说会更加漫长，不利于农民军。而直捣北京又显得操之过急，也不利于农民军。最后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认为农民军先取关中，建国立业，然后扩充三边，得其土地和兵力，接着再攻取山西，向东顺势攻占北京。

得关中者得天下，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定律。刘邦争霸天下，让韩信领兵占领关中，才最终成就了大汉王朝。李渊从太原领兵入关攻取长安，才奠定了大唐江山社稷。

李自成绝顶聪明，自然对顾君恩提出的方案大为赞许。据守长安，建国立业，是他一生的梦想。进可速攻，退可据守，进退自如是农民军行稳致远、灵活作战的优势所在。他很快接受了这个建议。

于是他亲率大军进入河南，迎击孙传庭的明军。

孙传庭带兵打仗也是一员猛将，但面对李自成的农民军，却一战即溃，掉头向潼关方向逃去。在潼关还未立稳脚跟，就被农民军乘胜追击攻破潼关。孙传庭也在混战中被农民军所杀。

潼关一破，关中的东大门被打开，农民军长驱直入，很快到达西安城墙下。

西安明军守将王根子打开城门，热烈欢迎李自成的农民军进入西安城，这一年是大明崇祯十六年十月。

随后，农民军分成几路，向四周扩充地盘，补充兵力。一路追击明朝的残兵败将，一路南下攻占汉中；一路北上进军陕北、榆林；一路西进占领固原、肃州，取得了辉煌战果。

不到半年功夫，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占领了包括今天的湖北西部、河南大部分地方以及陕西、甘肃、宁夏等地。

1644年的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即位，建立了“大顺”政权，建元“永昌”，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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