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期陕西“逆-巨股凶焰悉萃于渭水南北,道无人烟,平沙宿莽,几成废墟”。

到多隆阿入陕仅仅一年多时间,陕西东西路叛军被击溃,纷纷进入甘肃。

“力疾前驱,竟能尅期告捷,救民水火”。

官场潜规则

与多隆阿在军事上的辉煌相比,其在陕西官场上则遭受了诸多不顺和排挤,致使其“出师未捷身先死”。

多隆阿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入陕“督办陕西军务”,陕西“各路官军并旗绿各营提镇道府以下均归节制”,陕西官员均应配合其作战,服从军事调度,这使多隆阿的身份地位凌驾于陕西地方官员之上。

一:瑛棨的参劾

多隆阿初来乍到,且只是作为军事统帅,并没有地方行政权,因此受到了以陕西巡抚瑛棨为首的诸多地方官员的多方排挤。

瑛棨作为巡抚,列在陕西各官员之首,难以接受多隆阿的到来,他在诸多问题上一再参奏多隆阿。

首先,在关于陕西叛军势力不断蔓延的原因上。

瑛棨认为,一是由于陕西清军兵力不足,第二即是由于多隆阿进兵入陕迟缓造成。

瑛棨上奏清廷,“逆势披猖,所以蔓延不可收拾者,始则误于无兵,继则误于统兵大臣之迁延,遂致遍地皆贼”。

瑛棨又进一步说道,由于多隆阿由安徽奉旨进入陕西的途中“因病折回武昌”,使得陕西局面又“耽延两三月之久,遂致酿成大患”。

当时多隆阿因进兵迟缓,被清廷下旨交部议处,瑛棨认为,多隆阿与他“嫌隙因此而生,以致遇事龃龉,意见日深,至欲置省城于不顾”。

其次,在关于多隆阿奏调西安地区驻防兵力的问题上。

多隆阿在入陕前,在湖北、河南交界处进攻捻军时曾调已入陕的雷正绾回楚助攻,但被瑛棨“苦言相留”。

瑛棨认为,“多隆阿不特怨臣阻留雷正绾,从此又与雷正绾为秦越矣”。

多隆阿入陕后,又奏调驻防西安的新募楚军四营,并请调马德昭带兵前赴兴安,调雷正绾赴三原。

瑛棨上奏道,西安兵力不足,“省城所赖者只此四营”,拒绝将其调离。

同时参奏多隆阿,前因清廷下旨“饬令多隆阿酌拨马步二三千名,派委大员前往西安,协同防剿”。

而如今“不能遵旨迅速分兵应援,反欲以此四营拨调离省,令马德昭酌带兵勇前赴兴安,是明知省城贼近兵单,添补尚且不足,而固执偏见,置根本重地于不顾”。

又“令雷正绾将咸阳之兵调赴三原,又将咸阳置之度外,是多隆阿只知专顾一隅,不能统筹全局”。

第三,关于多隆阿对叛军的剿抚问题上。

同治二年正月,瑛棨上奏,“多隆阿到陕已将两月”,但同州一带的叛军大营“如王阁村、羌白镇、仓头镇等处,迄今未攻破其一”,而多隆阿却致函称“-匪势大,剿不胜剿”,并得知“直隶、河南等-民俱已蠢动,欲来扰陕”,嘱托瑛棨“由省城次第招抚,以冀早日峻事”。瑛棨言,“多隆阿意在主抚显然可见”,但此时叛军势头正盛,其“著名老巢尚未攻剿”,“安肯真心投降”,请旨朝廷“严饬多隆阿专意攻剿”,等“贼胆真寒,再行议抚”。瑛棨参奏多隆阿的这三个问题,多隆阿一一上奏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可以说瑛棨的参奏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排挤多隆阿,而非是多隆阿本人出现问题。

与此同时,瑛棨害怕作战,在西安城内消极防御,一味招抚,造成了西安形式的严峻。

幸而当时的两宫和恭亲王还不糊涂,为了陕西的剿匪能顺利进行,遂将瑛棨革职拿问。

二:甘肃提督马德昭与多隆阿兵戎相见

除了瑛棨之外,当时署甘肃提督马德昭故意拖延“清剿”,以坠马受伤为借口拒绝多隆阿救援凤翔的命令,后又与多隆阿军的曹克忠部发生冲突,并刀枪相见。

马德昭又冒领军饷,虚报兵数。

此外,在多隆阿作战需要各地积极配合时,也有不少陕西地方官员采取消极和不配合的态度,造成了多隆阿行军的不便和迟缓。

在安徽战场时,胡林翼作为地方大员,对多隆阿虽有利用,但也护持有加。

曾国藩与多隆阿虽有众多分歧,但也从没有过互相诋毁和参奏,一直维持面上的和谐。

与多隆阿意见最大的鲍超,即使不满多隆阿的为人和领导,但在实际行动中也无不配合。

与湘军合作时期,多隆阿同湘军将帅与地方官员的交往中,尽管也不无分歧和矛盾,但在基本面上是协调较好的,并且主导是胡林翼、曾国藩辈的事情,无需多隆阿过分费心。

而到了陕西,多隆阿作为一方的统帅,与地方军政官员的关系恶化,自己孤掌难鸣,瑛棨的直接上折参奏,马德昭拒不配合作战,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来对抗挑衅。

这些诸多的现象是多隆阿在与湘军合作时期绝对没有过的,这时的官场人际环境给多隆阿造成很大的阻碍。

三:水土不服造成的困扰

由于陕西地理环境与湖北、安徽大不相同,多隆阿部队所驻之地多为沙地,周围“山岭崎纷、树木蒙翳”,道路荆棘丛生,部队所过之处尘沙飞扬,遮云蔽日,“人马不能开目”。

战场上士兵大量尸体腐烂生毒,井水被投毒味苦气浊,人饮之后出现腹泻等症状。多隆阿部队士兵多为南方人,不习惯面食。

陕西气候干燥,部队长期“渴则饮寒卤泉,饥则嗜冷胡饼”,大量士兵出现水土不服。

在同治二年二月,多军内部瘟疫严重,部队“十病四五”。

多隆阿“日夕焦灼,亲为和药医调”,且“每食必撤珍膳,以与同甘共苦”。

长此以往,多隆阿自己也“腹泻疮生”,以至于不能骑马。

多隆阿身患疮疾不能亲自督战,部队虽然时有斩获却终无大捷。

因多隆阿身为一方统帅,有督办全陕军务之责,朝廷一再催促进兵,且陕西各地警报不断,而不得不乘坐肩舆视察部队并察看敌情。

此种情形也是多隆阿在安徽战场从未遇到的,安徽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均适合南方士兵,在饮食方面也无大问题,部队基本没有出现大范围的水土不服而瘟疫流行的现象。

四:兵力得不到补充

多隆阿在陕西孤军奋战,部队出现疫情也没有其他兵力支持。

朝廷在陕的兵力严重不足,能够作为抗击叛军的主要兵力就多隆阿一军,无论战场形势如何,他只能孤军奋战。

陕西叛军在各地此起彼伏,多隆阿不得不一再分兵应对,跟随他作战的部队也越来越少。

加上多军长期作战,部队疲惫不堪,战斗力减低。

在进攻小城盩厔时,多隆阿面部受创,最终在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伤重身亡。

战场伤亡即使说有其一定的偶然性,但终究与部队大量分兵,随同多隆阿作战的人数大幅减少,长期孤军作战,部队缺少援应和必要的休整,致使局面被动、艰危苦战密切相关。

关键词: 水土不服 地理环境 孤军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