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前文咱们继续聊大明迁都的事儿。
朱元璋原本准备作为都城的几个城市：凤阳、开封、洛阳与西安都并不符合当时政权尚不稳定的明王朝迁都要求，于是，朱元璋暂时放弃了这个想法。
据
《明太祖实录》
中记载：
“初，上召诸老臣问以建都之地。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理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者。上曰：所言皆善，惟时有不同耳。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未苏息；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宫室，不能五更作，亦未易化。今建业长江大堑，龙盘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
于是洪武元年，朱元璋定都应天，即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
这段记载，可以说是非常清晰地将朱元璋准备迁都的目标，和为何没有付诸实践的原因都给阐述得清清楚楚。那么，明王朝的迁都，又是何时进行的呢？这就要兜回来聊原本上一篇文章的主题了，那就是
“靖难之变”
。我相信，还是有不少人都是比较了解这一段历史的，但为了承上启下，咱们还是简单说几句就好。由于太子朱标的英年早逝，痛失爱子的朱元璋并没有选择其他的儿子作为继承人，而是“隔辈儿亲”的将朱标的儿子朱允炆直接立为太子。洪武三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398年，朱元璋在应天病逝，次年，朱允炆继承爷爷的皇位，成为大明王朝的第二任天子，年号“建文”，史称“建文帝”，后谥明惠宗！
建文帝登基不久，就展开了巩固皇权的行动。而这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削藩”。其实，这可以说是我国历朝历代以来“皇二代”的必经之路。因为自己的父辈打下的江山，为了犒劳当年为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将士，往往初代君主都会许出去一些“过高”的奖励，基本都以疆土为主要封赏物。然而，随着政权的稳定，那些占据着过多政治、军事资源的“军功一代”，就成为了第二代君主为回收权利而重点打击的对象。古往今来莫过于此。而建文帝的这一步，则走得特别干脆，直接就从一众藩王下手。
咱
且不说他究竟是听从诸如齐泰等大臣的建议还是自己心里就有这个打算，但实打实的，他这可是一上来就拿着几位“亲王”开刀！
在朱元璋立政之初，曾日封“十王”，也就是在太子朱标之外，又加封了自己九位皇子为王，分别是：
次子秦王朱樉、三子晋王朱、四子燕王朱棣、五子吴王朱橚、六子楚王朱桢、七子齐王朱榑、八子潭王朱梓、九子赵王朱杞和第十子鲁王朱檀。
后来，又将自己的另外十四位皇子与自己的侄子，兄长朱兴隆之子朱守谦一同封为“亲王”。而朱允炆也是够狠，直接拿自己的几位叔叔开刀，在朱元璋逝世的当年，建文帝即将周王
朱橚废为庶人，转年，也就是
建文元年(1399年)，建文帝先是将齐、湘、代三位亲王废为庶人，后又将岷王朱楩废为庶人。就在朱允炆继位的短短一年之内，就已将五位亲王“拿下”，一时间朝局震动，众亲王各个人心惶恐。
就是在这个时候，军事实力最强的燕王朱棣不甘于自己为鱼肉，索性打出
“清君侧，靖国难”
的旗帜，与建文帝兵戈相见。这个刚刚坐上龙椅一年的小侄子岂是久经沙场的叔叔对手，仅仅一年多，燕王朱棣就将建文帝能指挥的军事力量一扫而光，建文四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朱棣攻占应天，朱允炆不知所踪，朱棣
谒孝陵
遂登基称帝，成为明王朝第三任皇帝，史称“永乐大帝”，后谥明成祖。而这个朱棣从自己侄子手中夺权的历史事件，也因为当初“靖国难”的口号，被后世称作“靖难之变”。在朱棣看来，自己的这个侄儿并不能算做一个真正的皇帝，于是他废除了已经开始使用的
“建文”年号，将建文元、二、三、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而1403年，也就是他登基的第二年改为永乐元年。
这个基本上就是“靖难之变”的全过程。当然了，其中还是有很多精彩的细节与可聊之处，只是与本系列文章的主题关联并不太大，一笔带过就好。之后的事情也不再过多赘述，简单地说，也就是永乐初年，经大臣建议，朱棣将曾经的封地“燕”，也就是北平设为“行都”，名为“顺天府”，同时将北平更名为
“北京”
，同时，在山陕一代迁移富户百姓充实顺天人口。随后，朱棣又下令以南京皇城为蓝本，在北平兴建宫阙，并在永乐七年以北京为基地开始北征，还在昌平开始兴建自己的陵墓——长陵。
由此可见，很明显朱棣对于迁都北京的想法非一日所生。永乐十四年，即公元1418年，朱棣公开了自己准备迁都的想法并用实际行动展示了自己的决心——革职查办反对者！于是在四年之后，公元1422年，朱棣发召宣布迁都，将顺天府更名为京师！而原来的应天府，也从这一年正式更名为
“南京”
！并设南京为“留都”，继续保留原有都城建制和行政上面的三省六部，同时立下了太子留南京监国的规矩，中国历史上汉民族的最后一次“两京制”正式形成。
至于朱棣为何要迁都的其它原因与目的，在历史上可谓是众说纷纭，在此不做重点。那么，为何要在写西安与洛阳的系列文章中，用较大的篇幅提及这些明王朝的事情，就是因为就我的理解和看法，明成祖朱棣的这次迁都，或者说定新都，以及朱元璋最初试图迁都，与周武王遣周公“营雒邑”的做法从根本目的上大同小异。
同样作为开国君主的龙兴之地，周王朝的丰镐与明王朝的应天府一样，都在政权建立的初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就最终的结果上来看，还是我之前曾多次谈起的类似于“地理决定论”的观点，丰镐和应天府虽然在各自王朝初建之时的地位无可比拟，可由于地理位置上的“偏隅”，以当时的生产力而言，是根本无法满足统治者更好的对于如此广大疆域的实际控制。其实往往历史上在我们认为就有很多重大意义的事件发生，促成它的根本原因，或许就是这么简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方便！
照理说，在营雒邑之前，镐京已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都城为建制规划和建设的大都市了，而明成祖迁都之前，应天府更夸张，不仅已经
总人口近百万人，
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那一时期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同时修造历时达27年的
南京明城墙
，是世界上第一大城垣。
可即便这两座城市都在当时具有如此之高的地位，各自的统治者却还是坚持着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营建“新都”，自然不是什么拍脑门的决定了。
就如本系列文章中最初所写，周武王在战胜殷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在“天下之中”营建“雒邑”。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强化对于刚刚取代商的周王朝，其突然增大的广阔疆域做更好的统治。说是统治管理，其实就是能够在需要军事行动的时候，能够在王朝疆域中更居中的位置实施指挥调配。从周王朝初期的版图上看，雒邑明显更为符合九合诸侯定鼎天下的地理要求。而明成祖的迁都，抛开政治因素不讲，纯粹从军事角度和政权稳固上看，显然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当然了，所谓的“天子戍边”和在南京继续保留完整的一套政府架构，也与周王朝初期“宗周”与“成周”的双中心并行有很多相似之处。当然了，你要是非说不一样，自然能找到很多差异，我也就是依照个人对于两个王朝一样采用“两京制”和双中心，甚至多中心制度的做法，聊一下个人的观点。
从众多史料上看，对于明成祖的迁都，在当时还是有很多不同意见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身处北地，相对南京所在的江南富庶之地，经济、文化都属于落后地区。尤其是粮食供应，北方的粮食产量自然也是无法与南方的鱼米之乡媲美。而且，历经五代十国以及南北宋、元的战乱，北方与南方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大。那么，朱棣为了保证北京能够尽快成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中心，做了很多举措，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就是，在隋唐大运河和元京杭大运河的基础上，通过
疏浚、整修，完成了中国南北内陆水运的畅通，也就是被后世称作“大运河”的伟大工程！
我想一提到大运河，大家基本都会清楚这是又要和西安洛阳联系起来了，这是必然。事实上，我国开凿运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国，
据清光绪年间的《
高淳县志
》记载：“胥河，吴王阖闾伐楚，伍员开之，以通松道。”也就是说，吴王阖闾为运输伐楚所用粮食，命名将伍子胥开挖运河，东通太湖，西入长江，由于是伍子胥主持完工，该运河遂被称作“胥河”。胥河不仅是中国现有记载的最早的运河，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最古老的人工运河！在那之后，从先秦到南北朝，在我国大江南北，修建了非常多的运河，大多都是以短途运输为主。
而被我们广泛认知的“大运河”概念，当然就是“隋唐大运河”！
实际上，隋唐大运河并不是一条凭空开始规划修建的大运河。它是在各地已有运河的基础上，将若干自然河道与人工沟渠相联系，并进行
修缮而形成的。要说起隋唐时期的运河，那就不得不先说一下著名的“广通渠”。隋文帝杨坚代周建隋，最初将国都定为原北周都城长安，但由于此时的长安城由于连年战乱和过度开发，已经无法支撑一个新兴庞大王朝的都城功能，杨坚就在长安城东南方向龙首原这个地方新建了一座都城，名为“大兴城”！而这座大兴城，也是后世长安城的前身。
隋开皇四年，也就是公元584年，隋文帝遣宇文恺率水工凿渠，自都城大兴城西北引渭水，在汉代漕渠故道的基础上一路向东，至潼关入黄河。
《隋书·食货志》
中记载
“引渭水自大兴城(即长安)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
后因广通渠对于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影响巨大，也被百姓称为
“富民渠”
，后又更名为
“永通渠”
。如果要论起来，广通渠尽管名气不小，但其实它并不属于“隋唐大运河”的一部分。只是由于它在关中地区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让统治阶级更加清楚和真切地认识到了运河的重要性。于是在隋文帝之后，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自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在河南征民工男女百余万人，开始修建
“通济渠”
。自此，真正意义上的“大运河”首期工程才算开始。
“通济渠”共分三段，分别为西段、中段和东段。其中，
西段自东都洛阳西苑，引谷水、洛水，东循阳渠故道由洛水注入黄河；中段自洛口到板渚，是利用黄河的自然河流；东段起自板渚，引黄河水走汴渠故道，注入淮水。
概括一下，也就是说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绕道今洛阳城南及城东，经偃师县和巩县之洛口而入于黄河，此段河道是旧有的阳渠道。通济渠的上段是疏浚东汉所开凿的阳渠故道而通到黄河的，然后再沿黄河的自然河道至板渚引黄河水入汴渠而达于淮河。通过原有河道与历代开凿的河渠相结合，完成了黄河与淮河之间的联系。所以，洛阳也成为隋唐大运河的真正开端！
说到这，刚好想起一个在前文中频频被一些朋友提及的问题，那就是究竟应该是“雒邑”还是“洛阳”的问题。眼看本篇文章的篇幅也不少了，索性在文章的最后聊上几句这“雒”与“洛”的关联。我在之前的文章中，统一将周王朝的“成周”打成了“雒邑”。就有不少朋友给我说，这个“雒”字用得不对，应该用“洛”。面对一些朋友的指正，首先一点很感谢，随后也只能说，我这样写有我的理解方式。事实上，如果按照严格意义上的文字变迁的话，在周王朝时期的成周，以及之后的东周都城，确实应该是“洛邑”。
“洛”这个字，最早出自河南出土的商代甲骨文。而从甲骨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的那个字符与现今的这个“洛”字可以说是非常相似的。而且，通过一些古文典籍中的记载与解释，这个“洛”字，所指的也正是现今河南省洛阳市一带。比如从出土的甲骨文中，发现有商代君主“帝乙”、“帝辛”的卜卦，说的就是在当时商王朝的都城“洛”这一片区域进行卜卦的记录。洛阳在商中期曾作为过王朝的都城存在，史称“西亳”。所以，在那一时间段出现对于“洛”这个地区的记录，也是非常正常的。
还有一些朋友，在我文章之后的评论中提起这个“洛”的最终归属应该是位于现在陕西省的“古洛水”，怎么说呢，要说对，也对。因为洛水发源地，就在陕西省商洛市的洛南县，你说这里是“洛水”，自然是没有错的。但这仅仅是地理层面的概念，而我们对于“洛”这个字的含义理解，尤其是对于商周时期，它所指的绝对不可能是一条天然形成的水脉而已。说白了，夏商两代均在此建都，武王征殷纣后回师，即决定在此处营建都邑以为“成周”，就证明在当时“洛”这个区域对于整个广泛意义上的中原王朝，或者说华夏民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个话题在之前的文章中曾经比较详尽
的
提起过，就不多赘述。话又说回来，要说这一时期，就还是应该用这个“洛”字，那“成周”也就应该被写作“洛邑”，这个在下还是知晓的。只是有一点，在我本人能查阅到的一些文史资料，以及在网络上能直接查阅全文的史籍中，包括《史记》在内，原文对于当时洛阳的称谓均为“雒邑”。至于它为何一字出现两种可以说是并存的说法，又牵涉到关于中国汉魏时期开始盛行的“五行风水”论，如果要就此展开，恐怕非一两千字难以略言，索性，继续依照惯性，想啥写啥，想哪写哪，咱们下篇文章继续聊起来！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下五行风水对于线和洛阳两座城市的历史影响，以及“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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