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为何要将自己的长眠之地选在汉中的定军山,而不是蜀汉王朝的都城成都。
首先,从政治上说,诸葛亮作为朝廷百官之首的丞相、先帝刘备的托孤大臣、现皇帝刘禅的辅佐大臣,身份和地位极为特殊。如果遗体运回成都,如何妥善确定安葬礼仪的规格,如何妥善选定安葬的地点,就会成为摆在刘禅面前的两大难题。
规格低了,不足以显示诸葛亮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臣民会有议论;规格高了,又有可能与先帝刘备的丧葬规格相接近,从而触碰到君尊臣卑的红线,臣民也会有议论。诸葛亮为了不让年轻的皇帝刘禅为难,自己先将安葬之处定在远离成都的汉中。
事实上,当时的蜀汉朝廷,就曾经为是否在成都或者其他地方为诸葛亮修建祭祀庙宇有过一番争论。《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对此有如下记载:
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蒸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所亲属以时赐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于是始从之。
意思是说,诸葛亮刚刚去世的时候,蜀汉境内到处都请求为他建立供人祭祀的神庙,朝廷因为这不合礼制秩序而不听从。于是老百姓就在各个时节,自行在路边进行祭祀。议论政事的官员有的认为“可以听从民意在成都建立神庙”,但是后主刘禅不同意。
于是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官员一同上表说:“
自从汉代兴起以来,只具有小善小德的人被绘以画像立庙祭祀的太多了;何况诸葛亮的德泽模范闻名遐迩,在我朝建立了盖世功勋;汉室之所以没有崩溃,确实依赖了他。可是对他的祭祀却只是由民间自发,神庙塑像都没有立,使得百姓都只有在街巷和野外进行祭祀,这不是保存德泽、纪念功勋、追怀过去历史的做法呀。现今如果尽量照顾民意,在礼制典章上没有根据;在京城成都为他建立神庙,又给皇家的宗庙造成了逼迫之势。这就是圣上犹豫不决的原因。微臣等愚见以为,最好是靠近诸葛亮的墓园,在沔阳为他建立神庙,让他的亲属按时由朝廷派往祭祀;凡是他的下属要想进行祭祀者,一律限定在沔阳的神庙进行。所有其他地方的私自祭祀一律禁止,这样就可以使得正规的礼制得到尊崇了。”
于是,后主刘禅终于同意和批准。
以上史文,记录的是后主刘禅景耀六年(263年)春天发生的事。半年之后的秋天,蜀汉政权就被曹魏大军攻灭,此时诸葛亮已经去世二十九年了。诸葛亮死后如此之久,连在成都为他建立祭祀神庙都被认为是不符合礼制,会给皇家宗庙造成逼迫的感觉,因而后主刘禅不同意,那么在他刚刚去世之时,就在成都安葬他,岂不是更会成为政治上的大问题吗?
诸葛亮是对后主刘禅充满忠诚之心的贤臣,他当然不愿意给刘禅制造这样的大麻烦;诸葛亮又是非凡的智者,总能够考虑周全,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于是他把长眠之地选在了远离成都的汉中。
其次,从运输上说,真要把他的遗体从汉中完好地运回成都,在当时必须要经过“危乎高哉”的古蜀道,根本不像当初他利用长江水道使用船只从永安宫护送刘备遗体回成都那么容易。蜀军北伐将士多年以来在这条崎岖的山路上来回征战,早已疲劳不堪,如今还要让他们为自己的遗体运输劳神费力,深明事理的诸葛亮,是绝对不愿意这样做的。
最后,从情感上说,汉中是他人生最后阶段全力以赴奋斗打拼的地方,他本人已经对这里有难分难舍的情结。在此长眠,也比在其他地方使他精神上更认同和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