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位于中国西北部的黄土高原地带，自从秦朝灭亡后，这里就被称之为“三秦”，如今我们通常所说的“三秦”文化主要指的是陕北、关中和陕南。
从地图上来看，陕北主要由榆林和延安组成，关中地区是由渭河、泾河、洛河等河流形成的冲积地带，包括西安、咸阳、宝鸡、铜川和渭南等地。陕南主要指秦岭以南、大巴山以北地区，包括汉中、安康和商洛。
其中，关中地区又被誉为“八百里秦川”，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口中所说的“天府之国”指的就是关中大地。
三秦分布图
长期以来，关中地区一直都是一个出了名的富庶之地，丰衣足食。每次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候，灾民们都会拖家带口逃荒到这里。
正当人们沉浸在“老婆孩子热坑头”这种安逸生活的时候，1929年爆发的一场大旱灾，将他们的生活一下子从天堂打入了地狱。
这场发生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陕西大灾难，其实是从1928年开始的，一直延续到了1930年，中间持续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只是最为严重的阶段在1929年。
1928年11月1日，这一天出版的《大公报》上面，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
“从3月到8月，关中地区竟然没有落过寸雨，人们被持续的高温和干燥压迫得喘不过气来。河渠干涸，河床裸露，不见一滴水，就连马车都能在河道里行走了。”
1929年陕西大饥荒
根据史料中的记载：“陕西大旱，六料未收。”
这段话的意思是，陕西通常把每年的夏收称为“一料”，秋收称为“一料”，一年也就是“两料”。而“六料”就相当于是三年的时间里，庄稼地里没有收成，足以可见当时的旱灾有多严重。
持续的干旱天气，不仅直接导致了夏粮绝收，而且秋粮也没有办法播种，灾情于1928年秋天开始迅速蔓延开来。
吴文正作为陵照村当地的一个大户人家，同样也避免不了由于干旱天气带来的灾难。他们家里拥有老老少少共33口人，其中30口人都患上了一种热病，只有3个人没有生病，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后都病死了。
好端端的一个大家庭就这样散掉了，母亲带着吴文正兄弟俩艰难熬到了1929年。没想到，这一年的灾情更加严重，人们没有了吃的，大街上到处都是乞讨的灾民。
与吴文正同住一个村子的赵继安，他的家里是当时村里的四大家族之一，家底厚实，雇佣的还有短工打杂。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富裕家庭，连续经历长时间的大旱之后，到最后也扛不住了。
富裕的老百姓变成了贫困户，更不用想那些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了，树皮、草根等所有能吃的东西全部被人抢光了，甚至有一家10个人在一天之内全部饿死。
灾难刚一开始的时候，百姓们还可以拿麸皮、油渣和干苜蓿等用来喂牲畜的饲料来充饥肚子。当这些东西吃完了以后，成千上万的饥民便开始四处跑着到地里去挖野草和树根。甚至还有人捡拾动物的粪便，从粪便里挑出那些还没有被动物消化的粮食颗粒。
老百姓没有粮食可供食用，陕西的灾情越发严重。
灾民
到1928年年底，陕西省的各县报给省里的饿死的灾民人数为2800多人。而到了1929年4月份，再次统计饿死的灾民人数时，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这个数字竟然直接上升到了20多万人。
关于1929年的陕西大旱，中国近现代诗人李季在文章中是这样描述的：
“庄稼就像炭火烤，遍地不见绿苗苗，二三月饿死装棺材，五六月饿死没人埋。”
这段文字也就是说，由于天气干旱，地里的庄稼全部死掉了。刚开始的时候，饿死的人还能装进棺材里埋葬，后来就连抬棺材的人都没有了。
1929年8月17日发行的《申报》中写到：
“华洋义赈会调查西北4省后称，本年因灾死者600万人，病者1400万人，流亡转徙者400万人，超过按照平时疾病死亡率的25倍。”
陕西灾民
这一年以来的旱灾情况，除了陕西，甘肃、河南、河北、山西、绥远和湖北等各省也均有不同程度的旱灾，当时的全国仅剩下浙江、云南和山东三省没有旱灾，其中陕西最为严重。
旱灾属于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自然灾害，刚开始的时候并不严重，以至于人们疏于防范，认为不久后就会下雨。
可是，当干旱天气持续的时间长，而且涉及范围大，等到真正转化成灾难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将是人间一场浩劫。
1929年年初，由于长时间干旱不下雨，人们在田地里播种的麦苗生长得很慢。直到麦子应该收获的时节，麦子才仅仅长了五六寸高（约20厘米）。不仅如此，地里的麦苗稀稀拉拉的，更是有很多连麦穗都没有结出来，收成甚至还没有播种的小麦种子多。
于是，村里的老百姓聚集在一起，敲锣打鼓地祈神上天能够降雨，一路上随处可见求雨的人群。
人们在等待中度过了夏至和小暑，但天空依然没有落下一滴雨，导致地里的包谷糜子没法播种，同时也意味着秋季没有收成。
在当时的陕西农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自古关中秋后雨，白露难得十日晴”。但直到白露、寒露和霜降都过去了，仍然不见有一滴雨落下，这些靠天吃饭的老百姓，再一次被打入了饥饿与恐惧交织的困境之中。
之所以迟迟下不来雨，是因为有秦岭这座天然屏障的阻碍，使得空气中的水汽很难汇聚到秦岭以北，从而造成了陕西的旱灾。
灾民
在这场陕西大旱中，不仅仅是老百姓没有了吃的，就连深山里面的野狼也没有了食物来源。饥饿的野狼开始成群结队地进入村子里，企图寻找食物，接下来的恐怖场景给村民们笼罩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
狼群在村子周围走来走去，村民们在白天出门也都要拿着棍子，因为野狼吃人的情况时有发生。
关于当时饥饿的野狼吃人的情形，在《二十世纪重灾百录》一书中有着详细地记载：
“在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当年刚刚年满两岁的谭斯汉曾经被野狼叼走，几个村民一直追了三四里地，才把谭斯汉从狼嘴里抢了回来，后来已经年迈的谭斯汉身上仍留着被野狼咬伤的疤痕。”
与谭斯汉同住一个村里的还有一个姓谭的小伙子，他有一身的好功夫，论打起架来，好几个人也近不了他的身。村子里的人一般都不敢单独外出，或者找几个人结伴出行。而这位谭壮士仗着自己有一身功夫，就没有把野狼放在眼里，结果独自一人外出时，还是被野狼咬死叼走了。
到了1929年12月，陕西的冬季异常寒冷，接连下了半个月的大雪，厚厚的积雪足足有二尺多深。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说“瑞雪兆丰年”，但这场大雪并不是“瑞雪”，而是给那些已经处于饥寒交迫中的灾民带来了灭顶之灾。
由于村里的年轻人大多都外出逃荒去了，家里留下的一般都是一些老弱病残。大雪把家里的门封住了，道路也覆盖上了厚厚的雪，他们没有力气清扫出一条路，等到家里存的柴火烧完了，许多人都在饥寒交迫中慢慢死去。
当时的天气寒冷到什么程度，用一个很形象的例子来描述，那就是当乌鸦正在天空中飞的时候，甚至能突然冻死落到地面上。
灾民
直到1930年的夏初，在大家殷切的期盼中，天空中总算下起了一场雨，再次燃起了人们心中的希望。见此情景，外出逃荒的年轻人纷纷返回家乡，大家东拼西凑弄来了种子，播种在了农田里面。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陕西又下了几场雨，看着地里的庄稼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人们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然而，正当人们以为灾难已经过去的时候，随着一场蝗虫灾害的突然来袭，再次将他们喜悦的心情给打破了。
当时的天空中，蝗虫飞的随处可见，人们躲在屋子里不敢开门。只要一开门，蝗虫就飞进了屋里，床上地下到处都是。
可怕的蝗虫
过了农历七月十五之后，蝗虫逐渐开始从东南朝着西北飞去，当村民们跑到庄稼地里一看，顿时傻眼了。所有的玉米等农作物只剩下了一个光杆，叶片全部被蝗虫吃光了，大家都忍不住痛哭了起来。
就在人们还沉浸在痛苦之中的时候，一场更为恐怖的瘟疫正在来临。
当地人称这场瘟疫为虎烈拉，也就是如今我们所说的霍乱。在当时那个贫穷的年代，一旦染上这种病，几乎就意味着死亡的降临。
染上虎烈拉的人会出现上吐下泻的症状，而且传染的速度很快。早上得病的人，一般还没有坚持到晚上，就病死了。
短短几天的时间，虎烈拉病毒就扩散到了陕西的城里城外，每天都会有上千人病死。一时间，人们只要一提起虎烈拉，就会谈之色变，死亡的阴云笼罩在了整个三秦大地的上空。
首先是干旱导致的庄稼绝收，大雪又让人们忍受饥寒交迫之苦，随后的瘟疫也没有办法医治，绝望的人们只能再次踏上了逃荒的旅程。
吴文正所在的村子名叫陵照村，村里原本有73户人家，共约340多口人。通过灾后的统计，村里有140多人被饿死，其中有15户是绝户。
除此之外，由于不忍心看着孩子们饿死，陵照村先后有20多个孩子被卖掉。算上饿死的，卖掉的以及失踪的人口，占据了整个村子人口的一多半。
在1929年的陕西大饥荒中，陵照村的悲剧仅仅只是众多受灾地区的一个缩影，这样的悲剧在当时随处可见。
灾民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笔下的《西行漫记》一书中，是这样记述当时的情形：
“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上一片死寂，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干净了。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送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路边的尸体都是骨瘦如柴，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其他动物吞噬掉了。”
在这场陕西大灾难中，最终夺去了500多万人的生命，致使千千万万个家庭家破人亡，更有无数的人流离失所。
这场灾难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虽然这段经历已经渐渐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中，但却给后人留下了一段惨痛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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