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7日,凄厉的警报声响彻古城西安,只见6架日本飞机排成梯形,从东北方向飞来,到达东厅门西安高级中学上空,立即开始了疯狂投弹,紧接着又是6架……那么问题来了,西安高级中学为什么会成为日军轰炸目标呢?我们从头说起。
古都西安今貌
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衡山召开会议,为统一指挥南北对日作战,设立桂林、天水行营,并以白崇禧、程潜分任行营主任。天水行营名义上指挥长江以北的第一、第二、第八、第十战区及冀察战区等,实际上只是军事委员会的派出机构,主要功能还是负责协调、承转。
顾名思义,天水行营应该设在甘肃天水,但考虑到天水过于偏远,蒋介石同意暂驻西安。程潜曾经风趣地说:“日军的国旗是太阳旗,我们的行营叫天水,天水可以淹没太阳,抗日战争必然胜利。”天水行营机构庞大,办公厅、政治部、参谋处、总务处、机要处等等一应俱全,不算警卫团,就多达900余人。
程潜(1882—1968),湖南醴陵人
高级中学靠近西边城墙,为了防止日军轰炸,程潜指示中校参谋俞滨东在学校操场下边构筑了互相连接的东、西、北三个防空洞,洞深约15米,每个洞都有通气孔,能够经得起重磅炸弹。其中有一个防空洞的进出口开在办公室内,专供程潜和高级幕僚使用,不过材质一样,并未特殊加固。
3月7日,西安上空阴沉沉,16时许,敌机似乎找准了目标,只听见轰隆隆几声巨响,行营区域浓烟滚滚,砖头瓦片乱飞。警卫连长程杰当时正带着官兵在城墙脚下躲避空袭,一个传令兵上气不接下气跑来报告说:“防空洞被炸垮了,程主任、晏参谋长、张副参谋长等人都被封闭在里面,赶紧救人啊!”按照俞滨东指示,警卫连三个排分头行动,救火、扒洞、风箱送气。
抗战时期的防空洞
万幸的是,程潜所在防空洞的洞口并未炸垮,而是被倒塌的房屋树木堵塞了,有一个小孔尚能通气。经过全体奋力挖掘,十几分钟就把洞口挖开,程杰带着四名士兵亲自下到洞底,首先看见便衣卫士袁国光倒在地上,在往前几步又见侍从副官傅振凯和程潜靠着洞壁,不远处是侍从秘书罗容光,四个人均已昏迷不醒,但口中还有呻吟声。借着手电筒光,程杰大吃一惊,里面更多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看样子凶多吉少。
八个士兵手忙脚乱,好不容易抬出程潜等人,医生王首之带领医护人员进行紧急抢救。家属们闻讯赶到现场,一看抬出的都是死人,纷纷放声大哭,参谋长晏勋甫的夫人抢天呼地,直到晏勋甫抢救过来,方才破涕为笑。程潜夫人郭翼青、副参谋长张谞行夫人陈亚芳都在郊外躲避,回到城里已是黄昏,“颂公在哪里?情况怎么样?”程杰回答说:“稍微受了点惊,正在安静休息。”
程潜与郭翼青
然而,张谞行抢救无效,已经一命归天,程杰怕刺激陈亚芳,只好撒谎说:“副参谋长受震,有点昏迷,医生正在治疗不能惊扰,请夫人先回去休息吧。”不过陈亚芳的回忆与程杰有所出入,她说:“当我到达院中时,春笙已被抬至防空洞外的草坪上躺着,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那个身上仅着一件单薄衬衣的仰卧者,就是我最敬爱的春笙啊!”
午夜时分,程潜慢慢苏醒过来,“我这是住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让我睡在这里?”第二天,晏勋甫前来探视,程潜说:“我刚下到洞底,上面就中了弹,这时东边洞里的人向北边洞里跑,西洞由于东头的门未开,东洞的人才未能跑过来。一时洞内秩序非常絮乱,只听张副参谋长喊他们镇静,不要乱跑。稍停,里面就有人说闷得受不了,没多久一个一个的都昏倒在地,我辛亏在洞口,又过了一阵子,随着身边的几个人也都倒下去了。”晏勋甫说:“我在北洞气孔尚能进点气,所以北洞的人,都保住了生命,程杰连长派专人扶我到气孔下,又送了水喝,虽然出洞迟一点,却得到恢复,现在已经完全正常了。”
张谞行与陈亚芳
陈亚芳仍然无法接受,“我不相信他会就此忍心舍我而去,由我把他抱着回到家里后,即将楼下卫士住的大坑腾出来,安放在坑上,尽我所知的救护常识,再行人工呼吸,对嘴吹起,但他仍似熟睡一般的躺着不动”。第二天,日军又来轰炸西安,张谞行的尸体移到杜公祠,陈亚芳的哭声惊动了住在附近的第34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胡劝慰说:“副座求仁得仁,他的牺牲是光荣的,请节哀顺变,悲伤逾恒,副座在天之灵也不会安心,这里的事情由我负责,请你放心。”
改革开放后,浙江烈士陵园重修张谞行烈士之墓
3月10日,程潜致电蒋介石,报告行营被炸伤亡官佐名单:“死亡副参谋长张谞行、军训处长李国良、副处长刘金声、军务处副处长赵翔之、上校秘书李锡光、刘欲仙、中校秘书萧遇山、刘浚、通讯员关石原、军法官李振文、少校参谋左继高、秘书梅盖南、电务员赵诚等十三员,另平汉路郑州车站司令陈生璋因公来陕同时遇难……”损失如此惨重,蒋介石电令封锁消息,以免影响民心士气。
后来,张谞行、李国良等行营殉难人员64人被集中安葬在西安城外太乙宫翠华山下,取名为“天水行营三七殉难烈士公墓”,墓地前立有“三七”殉难烈士墓碑和牌坊,横额为程潜亲笔所题“为国捐躯”四个大字,两边华表上对联为“六十四人齐殒命;三月七日最伤心”。
天水行营殉难将士墓碑碑拓
据程杰回忆,有些人虽然救活,但留下严重后遗症,比如少将军政处长陈又新、少将军运处长陈广忠,大脑都被震坏,一直没有恢复正常。又如上校机要秘书罗容光、中校秘书郑尔康、少校侍从副官傅振凯等,失去智力,生不如死。对于死难烈士家属,程潜请准从优发给抚恤金及安家费,派专人护送她们返回原籍。对因被炸而造成神经失常、丧失劳动能力之人,也都尽量作了安排,挂个名义养起来。
“三七”殉难烈士公墓今已不复存在,但为抗日牺牲的烈士们永远值得后人缅怀。程杰晚年撰写文史资料,特别指出:“回想这次惨案,是日本法西斯留下的血债,我们决不能让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必须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大家共同接受历史教训。”
参考文献:
1、陈利明:《程潜大传》,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
2、程杰:《西安行营被炸亲见记》,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湖南省文史研究馆:《文史资料选编(第二辑)》,1984年刊印(非卖品)
3、陈亚芳:《张将军谞行烈士传》,恒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