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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认为,唐代散文家柳宗元(773—819)的“永州八记”是山水游记的经典作品。所谓“游记”,顾名思义,当因“游”而为“记”,即对游览、旅行进行记录的文章。但细读“永州八记”,却不难看到,柳宗元并非如寻常所说的因“游”而“记”,而更多的是因“见”而“记”、因“得”而“记”,模山范水,别有寓意。

就像“赌石”一样,天然生成的璞玉是否有幸成为精美绝伦的宝玉,有赖于识者的慧眼,有赖于良工的雕琢,还有赖于智者的“赋意”,柳宗元笔下的美景也都经过他的发现、创造和鉴赏。“永州八记”第三记《钴鉧潭西小丘记》(《柳宗元集》卷二九,中华书局,1979,765—766页),最后写道:“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经由柳宗元灵心慧目的发现、创造和鉴赏,永州钴鉧潭西一处朴实无华的小丘焕然一新,成为赏心悦目的美景,如此遭遇,岂非可喜可贺?

首先,在柳宗元的笔下,山水景物呈现为一种“发现之美”。像钴鉧潭西小丘这样一块“货而不售”的“弃地”,得以跻身为“大喜出自意外”的“异地”,需要有心者慧眼独具的发现。明人茅坤评论道:“愚窃谓公与山川两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无以发子厚之文。”(《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三)

对于主体而言,景物是客体。景物如西山、钴鉧潭、小丘……都是人所习见,客观存在的,而景物异于寻常的美则需要主体有意识的发现。元和四年(809),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的第五年,常常“入深林,穷回谿,幽泉怪石,无所不到”,于是“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这时候的西山诸景虽然存在,却始终不为人知。直到九月二十八日,柳宗元“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柳宗元登山观景后感慨道:“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柳宗元集》卷二九《始得西山宴游记》,762页)。

十月初七日,柳宗元又发现了西山之西的钴鉧潭以及钴鉧潭西的小丘。正是因为主体的发现,使原本无知无识的山石被赋予了生机勃勃的生命,《钴鉧潭西小丘记》写道:“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突怒偃蹇”四字,用笔沉重,刻画山石高耸的形状和神态;“负土而出”的“出”字,简洁地勾勒山石的顽强情状;“争为奇状”的“争”字,生动地描写山石不甘埋没的品格;像“牛马之饮于溪”一样“嵚然相累而下”,像“熊罴之登于山”一样“冲然角列而上”,则形象地展示出山石的旺盛生命力。

小丘的山石原本仅仅是普普通通的山石,但是经由柳宗元审美之眼的发现和审美之笔的描写,顿然焕发出勃然生机。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人美就没有景美,景美全然是人美的移位和投射。正因为人美,所以柳宗元的审美之眼投注到钴鉧潭之水,潭水荡然有趣:“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柳宗元集》卷二九《钴鉧潭记》,764页)投注到小石潭中的鱼儿,鱼儿欣然有神:“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柳宗元集》卷二九《至小丘西小石潭记》,767页)

其次,在柳宗元的笔下,山水景物更呈现出一种“创造之美”。客体的景物固然原本就被赋予某种天然之美,然而这种“天生丽质”要么被外物遮蔽,要么未能尽情展露,因此往往必须经由主体的创造,才能完全展现其内在的美质。清初卢元昌说得好:“天欲洗出永州诸名胜,故谪公于此地。观其穷一境,辄记一笔,千载下,知永州有钴鉧、石渠、西山、石涧、袁家渴诸地者,皆公之力也。”(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引)

柳宗元登柳州蛾山诗图

主体的创造,一方面是发掘景物被外物遮蔽的美的形态。《钴鉧潭西小丘记》写道,柳宗元售得小丘后,“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为了彰显景物之美,柳宗元与朋友一起,对小丘景致进行了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加工,于是小丘被遮蔽的美的形态方得以呈现。

另一方面,主体的创造还在于重构景物天然潜在的美的内质。文章写道,经过柳宗元等人的努力后,“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嘉木”“美竹”“奇石”,这是客体景物天然潜在的美质;而“立”“露”“显”,则是由主体创造而成的美质的显露。

作为美景的创造者,柳宗元非常擅长发掘与重构景物的天然美质。如《钴鉧潭记》写道:“则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于是成为“有声潀然,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的美景(《柳宗元集》卷二九,764页)。《石渠记》写道,从“州牧得之”石渠后,“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而盈”(同上,770页)。

再次,柳宗元笔下的山水景物还呈现出一种别出心裁的“鉴赏之美”。柳宗元说:“余既委废于世,恒得与是山水为伍”(《柳宗元集》卷二四《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641页),可见他是有意识地将客体景物视同知己的,善于从山水景物中“读”出自身的情感之美、心灵之美、人格之美。

柳宗元明确地认识到:“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柳宗元集》卷二七《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730页)景物之美正是借助于鉴赏者,才得以彰显。因此,只有当主体“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始得西山宴游记》)时,主体人格与客体景物才能融为一体,客体景物之美映衬主体人格,主体人格之心投射客体景物,二者交相增辉,相互“增殖”,从而构成富有意味的“异地”。

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写道,纵目所及,在这一富有意味的“异地”之中,小丘之外的景物纷至沓来,愉悦快乐地呈现其秀美的姿态:“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鉴赏者的眼光大大地扩展了小丘周边的美景,使小丘的“发现之美”与“创造之美”得以向天地宇宙“扩容”。

同时,在这富有意味的“异地”之中,更有人与自然的对话与交流。文章写道:“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举目所见是清澈明净的溪流,盈耳所闻乃叮咚作响的水声,洗涤精神的是“悠然而虚”的高山、天空与浮云,抚慰灵魂的是“渊然而静”的嘉木、美竹与奇石。

由此一来,山水景物之美便跃升为一种有灵魂、有精神、有人格的美。景物的灵魂、精神与人格,不仅表现为山、云、溪、鸟兽等得以“拟人化”,尽情地向鉴赏者展露其美貌——“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更表现为人的目、耳、神、心,即人的全身心得以外溢、外移,成为“清泠之状”“瀯瀯之声”等可以触摸而及的景物的状貌,更成为“悠然而虚者”“渊然而静者”等有待体悟而及的情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近人章士钊认为柳文写景是“虚摹”,即主观想象之景,“神到,非虚摹无由得神”(《柳文指要》卷二九,中华书局,1971)。

柳宗元遣怀诗图

而且,在精神世界极其丰富的柳宗元看来,不同景物的鉴赏还可以激发鉴赏者不同的感受,从而适合于不同的情境和心境。例如与小丘同时发现的钴鉧潭和小石潭,就激发起柳宗元全然不同的感受。钴鉧潭的美景使他乐观旷达——“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钴鉧潭记》)而小石潭的美景则让他凄寒幽怆——“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钴鉧潭西小丘记》最后写道:“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的确,经由柳宗元的发现、创造和鉴赏,平凡朴质、默默无闻甚至遭致弃置的钴鉧潭西一小丘,完全改变了它的命运。屈居偏僻之地的“兹丘”,经由柳宗元神来之笔,不但呈现出不同寻常的美质,而且建构了超脱凡尘的境界,更隐寓了难以言表的苦衷。于是“兹丘”成为“兹人”的形象写照和生动象征。宋人洪迈评论道:“士之处世,遇与不遇,其亦如是哉!”(《容斋三笔》卷九“钴鉧沧浪”条,中华书局,2005)清人何焯说:“兹丘犹有遭,逐客所以羡而贺也。言表殊不自得耳。”(《义门读书记》卷三六《河东集》,中华书局,1987)

而一旦柳宗元将“兹丘”不同寻常的遭际“书于石”,“兹丘”的生命更得以不朽与永久。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阅读《钴鉧潭西小丘记》,“兹丘”的生命就得以延续,得以永存,“兹丘之遭”的际遇也因此积淀成为传承久远的精神。清过珙说:“使兹丘不遇柳州,特顽土耳。今此文常在,则此丘不朽,曰‘可贺’,诚可贺也。”(《古文评注》卷七)

关键词: 钴鉧潭西小丘记 钴鉧潭记原文翻译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