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

图①：凌家滩目前发现最大的宽体玉璜。

图②：凌家滩发掘出土的陶器。

图③：凌家滩发掘出土的玉人。

以上图片均为吴焰、李俊杰提供

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航拍。

胡成超摄

核心阅读

从器物考古到聚落考古，再到科技考古、多学科考古，35年14次考古，为我们勾勒出5000多年前凌家滩先民的生活图景，在中华文明探源中写下重要篇章。

5月7日，安徽含山县，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揭牌。同一天，第二届中国凌家滩文化论坛开幕，200余名考古界专家学者齐聚，研讨凌家滩遗址考古新发现及其重要意义。

凌家滩是一处距今5800—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遗址。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落，到融科研、教育与文旅于一体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离不开考古人持续30多年的努力。14次考古，多位考古人通过手铲一点点为我们揭示出这个古老文化的生动面貌，在中华文明探源中写下重要篇章。

1987年6月，一个5000多年前的古老遗址被意外揭开

1985年冬日的一天，安徽含山县长岗乡凌家滩村村民在挖掘中发现了许多石器、玉器。当地文化站站长李余和立即报告了文物部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迅速派专家前来调查，并于1987年6月进行了第一次试掘。一个5000多年前的古老遗址就这样被意外揭开。

遇到凌家滩时，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张敬国从事田野考古已有10多年，跑遍了淮河两岸与长江南北。遇到凌家滩后，他的名字便和它绑在了一起。从1987年至2007年的20年间，凌家滩进行了5次考古，张敬国都是领队。

张敬国记得，那时长岗乡还未通汽车，“从太湖山走到长岗乡还有5里路，我们扛着几十斤的行李走了两个小时。大家住在乡政府对面的招待所二楼，没有自来水和卫生间，在乡政府食堂搭伙。乡政府距考古工地也是5里路，每天来回4趟，一天要跑20里。”

第一次发掘面积其实只有两个探方、50平方米。但由于文化层较浅，揭去耕土层和很薄的汉代堆积后，很快便发现了早期墓葬。后来命名为87M1的墓葬中，首先发现了3件国宝级文物“站姿玉人”。见过这3件玉人的考古学家王仁湘忍不住写诗表达心中的喜悦：“问问你，知是谁？方方颐，弯弯眉；平平冠，腰紧围；手扪心，目睽睽；端端立，衣如水……”

玉人以浅浮雕技法制成，体态比例匀称，是我国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人体玉雕。玉人身上的冠帽、装饰，表明先民们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懂得仪表美。祈祷的姿势，表明当时已有远古崇拜活动。随葬玉人是一种代表身份地位的高等级礼制，说明那时的聚落已经有一定的礼仪。它体现的技术和审美，改变了大家对巢湖流域5000多年前古人生活的认知。

接下来，三角形刻纹玉片、精致的玉勺等出土玉器让人应接不暇，当然，最令人兴奋的是在其他遗址从未见过的刻纹玉版和玉龟。当时玉版只露出一半，另一半夹在玉龟下面，玉龟分成了上下腹甲，腹甲做得非常逼真，在上下龟甲之间有几个孔，应该可以用绳子拴上。玉版两面均抛光，正面刻纹，中部一小圆，内琢刻八角形纹，小圆外琢磨一大圆，大小圆之间以直线平分为8个区域，每个区域内各有一条圭状纹饰。“这是非常重大的考古发现，古人的精神世界就这样直观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可能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张敬国说，“直到今天，对玉版和玉龟的讨论还在进行着。”

这次考古结束后，在当地举办了3天的小型成果展，让当地村民和附近十里八乡的人“一饱眼福”。还有人专门从合肥赶来，凌家滩从未那么热闹过。

1998年重启的凌家滩第三次考古，被评为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次考古收获巨大，探明了以凌家滩遗址为中心、半径约2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6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1处大型墓地。尤其是在凌家滩墓地中心的最高处发现祭坛一座，面积约600平方米。一个布局完整的史前文化遗址日渐清晰。

5次考古发掘，发现大型祭坛1座，墓葬68座，出土玉器和玉料1100余件……这是很多考古人梦寐以求的骄傲。“凌家滩玉器、红山文化玉器、良渚文化玉器，这些特殊玉器群的出现与广为流行，并非偶然，它是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张敬国说。

从2009年开始，凌家滩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吴卫红从1998年开始和张敬国一起在凌家滩考古，对2000年和2007年的两次考古如数家珍。“前5次考古成果可以说是耀眼的红花，但还需要更多绿叶来支撑。考古解决了一些问题，也带来更多未解之谜，比如凌家滩人的衣食住行如何？这里和周边是什么关系，是一枝独秀还是众星捧月？如何构建一个区域的社会图景？陶器分期、年代、环境的分析缺一不可。我们需要了解遗物与遗迹的关系以及社会发展的动因。”

从2008年开始，吴卫红成为第二任领队，在凌家滩实践了从器物到聚落的考古方式的转变。他用“不精彩、很基础、很扎实”来形容自己2008年到2017年这十年的工作。“先是方圆5平方公里，后来扩大至二三十平方公里，遗址的主要分布范围用5米间距进行广泛钻探，外围文化堆积稀疏区为10米间距，更外围是20米间距。只有进行全面调查，才能发现以前没有的线索。”

这是最笨的办法，也是最踏实的办法，术语称之为“不留空白式”区域调查。这种调查需要充足的人手。于是，吴卫红在网上“广发英雄帖”，公开招募志同道合的考古人，主要是各高校考古专业的学生。如今，这也成为业内公认的行之有效的操作方式。“每次10个人左右，持续进行了8次区域系统调查，基本摸清了这个区域的聚落遗址分布和考古文化分布，知道了凌家滩文化不是无源之水，它与同处长三角地区的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一脉相承，也知道了它对良渚文明的影响。”

2008年至2013年的考古卓有成效。对凌家滩及周边400余平方千米进行的区域系统调查，发现近20处小型聚落，年代大多略早于凌家滩，反映出明显的聚落集中趋势。在此基础上对凌家滩及周边10个遗址进行全面勘探，勘探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发现了内外两重环壕，在岗地东侧的石头圩发现大面积生活区。

从2009年开始，凌家滩作为区域核心性遗址，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12年在含山县召开的中国凌家滩文化论坛，正式命名了“凌家滩文化”，考古界专家们形成共识：凌家滩文化的出现开启了一个崭新时代，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曙光，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具有标志性地位。吴卫红感叹：“这样的断语来之不易！”

2018年后，吴卫红离开考古一线，成为安徽大学的老师，可以向更多学生传道授业。刚刚出版的《凌家滩：中华文明的先锋》就是他的思考结晶。

用更多科技手段，对关键问题进行更细致的研究

2020年，凌家滩被纳入新一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再次启动，36岁的张小雷成为第三任领队。经过连续3年的考古，又有了许多新发现，尤其是大型红烧土遗迹片区，发掘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初步证实为大型公共建筑。前不久，凌家滩考古入围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如今，凌家滩遗址考古工作站的条件大为改观。当地政府将原有的5栋大粮仓进行整修再利用，从宿舍到工作区、到公园的相关展陈区，步行只要几分钟。考古工作站内，张小雷及其团队正忙碌着。拍照、修复、绘图……十多名工作人员有条不紊。

出工作站，我们跟随张小雷来到了墓葬祭祀区西侧广场。现场搭建的大棚中是一个祭祀坑。“这里出土了各类遗物260余件，包括石器、玉器、陶器。石器多残碎，但多数可以拼合，并有少量完整器。器形以石钺为主，另有少量石锛。这些石器大多被烧过，器体多已白化，部分被烧变形。这为我们复原当时的祭祀场景提供了资料。”

在张小雷看来，前两任领队的工作为凌家滩考古奠定了无比扎实的基础，他的任务就是通过更多科技手段、更多学科合作，对一些关键问题进行更细致的研究，为凌家滩的未解之谜找到答案。环境考古显示，聚落变迁可能与巢湖流域的气候由暖温转向干凉有关。通过对玉料、石料、玉石器制作技术的检测分析，对当时的手工业分工和专门化生产有了进一步了解。通过研究，首次确证遗址核心区经过大规模人工营建，刷新了人们对当时社会组织管理程度的认知。

唐军是凌家滩遗址管理处的“元老”，前不久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联盟联席会议中获得“杰出贡献人物奖”。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挂牌，他最为欣慰，“原来占压遗址本体的5个自然村、约1000户村民顺利完成了搬迁，考古工作者可以在公园内安心进行主动性发掘了。”

商合杭高铁的含山南站，已经被来当地旅游的人习惯性地称为“凌家滩站”，它距离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只有两公里多，十分方便。我们在公园里碰到的一批游客，刚看完杭州的良渚遗址，又来到凌家滩：“古人的选址真科学，北望太湖山，近处裕溪河连接着巢湖与长江，四周低洼，先民们就在中间稍高的岗地上生活、生产。”

多位考古学家的努力，已经为我们勾勒出5000多年前凌家滩先民的生活图景：人们在这里种稻，兼及养殖、渔猎和采集，同时从事玉石器、陶器、纺织等手工业生产，高超的制玉技术深刻影响了周边聚落。宗教活动在中心的大型祭坛举办，内外两条环壕堪称大型水利工程，护卫着一方平安……

版式设计：赵偲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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