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堡子山墓群到阿房宫前殿遗址约400公里,车程5小时;两千多年前,同样的距离,那些面目模糊的秦人,耗费了六百余年。30代人前仆后继,接力般地赶往新的起点——出人意料的是,新的起点,竟然也是永远的终点。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内的彩绘青铜车马 (IC Photo/图)
起:寻找汧渭之会与西犬丘
【资料图】
午后的阳光弥足珍贵,尤其在霜风凄紧的深秋。
两列山峦中间,是一条河和它的冲积谷。河水清浅,芦花似雪。岔路口,我向两个晒太阳的老人打听道路。尔后,车子穿过村道,转入一条粗劣的土路。峰回路转,山的另一面,枯黄的野草随风舞动,掩映着难以计数的土坑和洞穴。有的土坑上还竖着红字警示牌:考古工地,禁止入内。
我看到的,是一个面积达18平方公里的墓群的一部分。就在这些衰草杂树下,上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发掘出4座大型墓葬和9座中小型墓葬,以及大量随葬品。
墓葬的主人指向了两千多年前,一个活跃于陇东和关中的被称为秦的部族。他们的首领,便是后来的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直系祖先。
据《史记》记载,秦人是颛顼的后裔。颛顼子孙中,有一个名叫大费,又名伯益、柏翳。大费生活于舜、禹时代,他先辅助大禹治水,后又为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以舜赐姓嬴氏。这就是秦始皇家族姓氏的由来。
费昌是大费的后裔,御术高超,成汤讨伐夏桀时,驾车的就是费昌。有商一代,嬴氏深受商王重用。商末,蜚廉与其子恶来“俱以材力事殷纣”。商亡后,嬴氏作为顽固的殷商反动势力,被周王迁往西部边陲——主要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和陇南一带。那时,他们与被称为戎或西戎的游牧民族杂居,环境恶劣,生存艰难。
周穆王时,嬴氏又出了一个御术高超的人,名造父。造父曾驾车随穆王西游,又在徐偃王造反时,随穆王东征。因而,穆王把赵城封给造父,造父以赵为姓,是为赵氏源头——后来征战不休的秦国和赵国,其实是同宗兄弟。
不过,秦始皇家族不属于造父这一支——秦始皇家族是恶来的后裔,而造父是恶来的兄弟季胜的后裔。
追溯秦国前尘往事,非子是不可忽略的关键人物。如果说后来的秦国是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那么非子就是这株大树扎下的第一条根。因为,从非子开始,世界上才有了秦。
非子的父亲叫大骆。当同宗的造父子孙在赵地风风火火时,大骆还困居西犬丘(又称西垂,今甘肃礼县),身陷戎人部落的包围,在夹缝中求生。
像祖先大费一样,非子也“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其时,马既是重要的动力来源,也是战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对一个国家或部族而言,马的多寡优劣,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周孝王把非子召到汧渭之会,为王室养马。结果,“马大蕃息”——马养得又肥又壮,生的小马驹也多。
很多年来,学者们为汧渭之会的地望争论不休。汧是汧河,渭是渭河。汧河也称千河,是渭河支流。汧渭之会又称汧渭之间,那么,这片水草丰美,宜于畜牧之地,应该就在千河与渭水形成的夹角内。
连霍高速自东向西,与渭河平行。过了虢镇,从渭河北岸转到南岸,立交桥把我导入了宝鸡过境高速。西行10公里,一座大桥东西横跨。河面很窄,河床却极宽,如同平原一样一直铺到远处的青山下。这就是千河。在我左侧窗外几百米的南方,千河注入渭河。在我右侧窗外的西北方,那片高楼林立、厂房密布的城区,两千多年前,便是非子的牧场。
如今,千河与渭河的交汇地带,建成了一座面积达十多平方公里的湿地公园。尽管我看到的千河和渭河都很狭窄,且水量不丰,但宽阔的河床却能让人想象得出,当雨季来临,它们一定是波涛汹涌的大河。时值深秋,远处的河床和更远的台地上,草木依然青碧,似乎在暗示:这是一片宜于草木生长,也宜于牛马生长的好地方。
非子牧马的汧渭之会 (聂作平/图)
非子的养马之功得到了丰厚回报:周孝王打算让他作为其父大骆的继承人。但孝王这一打算,必将损害非子同父异母兄长成的利益,而成的外祖父,是西周时很有影响力的申侯。申侯坚决反对,孝王只好采取折衷办法——他说:昔年大费为舜掌管畜牧,舜因此赐姓嬴。现在他的后代为朕养马,朕分土为附庸。于是,他对非子的奖赏是:“邑之秦”。即把秦地封给非子,号为秦嬴。给予非子的级别是附庸——所谓附庸,其爵位在公侯伯子男之下,封地不超过50里,封君没有资格直接朝见天子,依附于某个诸侯。
尽管地位微不足道——与之相比,宋是公爵,齐、晋是侯爵,郑是伯爵,楚是子爵——诸侯会盟时,楚国国君因级别太低,连进会场的资格都没有,而非子的级别,比楚子还要低。
不过,再低的爵位,也意味着非子这一支嬴氏族人,不仅获得了正式封号,有了一块可以世袭的领地;更重要的是,世界上从此有了秦和秦人——第一个秦人,非非子莫属。
周孝王封给非子的秦在哪里呢?史料表明,就在甘肃张家川和清水一带。更具体的地点,却有不同说法:认定清水秦亭乡有之,认定张家川瓦泉村有之。其实,两地相距不过二三十公里,可能都是非子的封地。不仅如此,再往南八十余公里的麦积区牧马滩,同样被认为是非子的地盘。两千多年前,这一带地广人稀,非子和他的族人,赶着成群的牲畜,逐水草而居。牛羊繁殖,人口繁衍,嬴秦滚雪球般地一步步壮大。
西戎是先秦时华夏族对生活于西北地区的其它各民族的统称。与华夏族相比,西戎文化落后,崇尚武力,富于侵略性,常与华夏族发生冲突。周的先人原本居于豳(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由于不堪西戎长期侵袭,不得不东迁周原。非子的先人,原本也是被周王作为戍边力量迁往西犬丘的,其任务是:“在西戎,保西垂”。
簋是一种用青铜制作的食器,常与鼎同用。1980年,山东滕州的一座西周墓里,出土了一件缺盖的簋。簋上铭文表明,其主人叫不其,遂称不其簋。
不其簋上的铭文,讲述了不其受周王之命,与入侵的严狁(即猃狁,戎的一支)战于高陵,三战三胜,受到周王奖赏。
不其是谁呢?就是非子的玄孙秦庄公。秦庄公的父亲秦仲时,西戎攻打西犬丘,非子的兄长成的后裔被消灭。这一事件的后果是:原属嬴氏旁支的非子一脉,成为嬴氏正宗。
周宣王任命秦仲为大夫,讨伐西戎。但是,势单力孤的秦人不是西戎对手,秦仲战死沙场。秦仲死后,包括不其在内的五个儿子悲愤难当,向周宣王请求发兵。宣王派出一支7000人的队伍,和秦人一起,于公元前820年左右击败西戎,收复了被西戎占据的西犬丘。
战后,周宣王封秦庄公为西垂大夫,并把西犬丘赐予他。于是,自非子以来几代秦人的活动中心,便由今天的天水一带移到了陇南礼县一带。
大堡子山距礼县县城十余公里,西汉水自两山之间缓缓而过。从这里发掘出的诸多文物表明:这是一处年代久远的秦人宗族墓葬。其实,早在国家正式考古前,就有不少文物贩子到大堡子山一带盗墓,大量珍贵文物从这里流向世界各地。礼县诗人包苞告诉我,在他少年时代,经常有在地里劳作的农民挖出一些青铜器具。专家认定,这里就是秦人四大陵园之一的西垂陵园。那么,沉睡在大堡子山的秦君,最有可能是谁呢?
礼县大堡子山秦人墓群 (聂作平/图)
诸种线索指向了秦襄公。秦国发展史上,秦襄公既因缘际会建立了国家,还带领秦人走出陇南进军关中。
秦襄公时,周天子为昏庸的周幽王。幽王废长立幼,太子的外祖父申侯联合西戎攻周,幽王被杀,申侯的外孙即位,是为周平王。平王把首都从镐京迁往洛邑,历史由西周进入东周。
平王东迁时,晋、卫、郑等国组成联军护送,级别差很多的秦人也加入到了联军行列。事后,平王论功行赏,把秦襄公升为伯爵,由此结束了秦人的附庸生涯,晋级诸侯。其时,距非子已有130多年。
如果说秦襄公很可能就埋在大堡子山的西垂陵园的话,那么,庄公时期建成的西垂宫,即秦人的第一座“都城”又在哪里呢?
根据秦人都城与陵墓之间的距离大多在5到15公里之间的传统可知,西垂宫就在大堡子山附近。
从地貌和环境看,把“首都”选在这里颇具匠心:大堡子山一带,西和河与西汉水交汇,形成一片肥沃的小盆地。西麓陡峭、东坡平缓的大堡子山扼其西,盛产食盐的盐官守其东,曾被魏文帝评为全国三大要塞之一的祁山堡控其中。两千多年前,这里气候温暖湿润,雨热充足,宜农宜牧,物产丰饶。得天独厚的盐业资源,加上秦人经年累月征战杀伐锤炼出的尚武精神,秦人虽然人口还少,但假以数百年光阴,它必将一点一滴发展壮大,裂变为令天下胆寒的虎狼之秦。
大堡子山下的村庄 (聂作平/图)
承:黄土下的平阳与雍城
公元前238年,嬴政继承王位已进入第10个年头。这年四月,他举行了加冕仪式,意味着开始亲政。
令人意外的是,仪式的举办地不在秦都咸阳,而是咸阳以西150公里外的雍城。
对年轻的嬴政来说,雍城不仅建有行宫,更埋葬了他的众多祖先,在秦国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故事还得从周平王说起。平王除了封秦为诸侯外,还给秦人开了一张空头支票:他把业已被西戎占领的岐、丰之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陕西宝鸡到甘肃天水——赐与秦人。
经过秦襄公与儿子秦文公多年浴血奋战,到文公时,空头支票竟然兑现了:秦人把岐丰之地纳入囊中。包括从前非子为周王牧马的汧渭之会,也在失去上百年后重归秦人。其中,公元前750年文公发动的伐戎之战,“收周余民有之”——平王东迁后,还有大量周民留在岐丰一带,秦国不仅占领了岐丰之地,还将这些周民变为秦人。这也意味着秦人自此进入了肥沃的关中平原,统治重心由陇南转向陕中。
享国长达50年的秦文公是一个厉害角色。伐戎东进外,他还有两桩大事值得记上一笔:其一是设立史官,秦国历史从此有了文字记载;其二是立三族之罪并设酷刑。后来的秦国以严刑峻法著称,始作俑者便是秦文公。
尽管秦文公向东扩张并驻马汧渭之会,但要等到他的儿子秦宪公,才将都城从西犬丘迁往平阳。
在连霍高速的虢镇东立交附近,大约西距千渭之会湿地公园十余公里的地方,田野与工厂混杂,民居和厂房交错,是典型的城乡接合部。1981年,在这个小地名叫太公庙的地方,出土了一批先秦文物。其中,一只钟上的文字表明,文物主人为秦武公。与之相呼应的,是在太公庙周边村落,先后发现了一批先秦墓葬。据此,一些学者认为,秦国都城之一的平阳就在这一带。
秦国四都城位置图 (冯庆超/图)
秦武公正如他的谥号暗示的那样:“刚强理直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对外,他坚持用兵西戎;对内,他将三父等权臣灭三族。此外,他还是秦国第一位实行人殉的君主。他死后,从死者达66人。
不过,秦武公真正对秦国乃至后来的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是他的另一项创举。
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秦国从西戎手中夺得邽(今甘肃清水)、冀(今甘肃甘谷)二地后,没有像以往那样,将开疆拓土所得作为贵族封邑,而是设立为县,由国君直接派官吏管理。从先秦到当代,两千多年里,县一直是各时代行政区划中的基本单位,其发明权,便归秦武公。
平阳作为秦都,只经历了宪公和武公两代国君。武公的弟弟德公即位后,把秦都从平阳迁往西北二十多公里的雍城。
凤翔东湖,为苏东坡主持修建 (IC Photo/图)
1061年12月16日,刚到凤翔出任签判才两天的苏东坡,迫不及待地赶往孔庙,观看闻名已久的石鼓。
石鼓共10面,每面高近3尺,重达千斤。九百多年后的今天,它们历经波折,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石鼓的每一面都刻写着古奥的文字,称为石鼓文。石鼓的主人各说不一:秦文公、秦宣公、秦穆公、秦襄公、秦献公——不论哪一个秦公,总而言之,都是秦人作品。石鼓的出土地,在凤翔城南。
石鼓上的文字,或讲述秦公出猎、渡河,或描绘秦国山河秀美壮丽,或歌颂秦军将士英勇善战——宛如一幅幅两千多年前的秦人浮世绘。
凤翔,即雍城。
从秦德公前677年始,到秦献公前383年止,秦国建都雍城294年,先后有19位国君在此世代相传。近300年间,秦人在雍城大地上,留下了难以计数的遗址和遗迹。
今天,凤翔是坐落于关中平原的一座小城。出城,麦地青青。城南五六公里的原野上,便是轰动一时的秦公一号大墓所在地。
我去秦公一号大墓那天下午,除了把门的工作人员,别无他人,园子空旷而安静。尽管我曾参观过相当数量的古代墓葬,但秦公一号大墓的宏伟仍让我吃惊:大墓平面呈中字形,中字那一竖是东西斜坡墓道,中间的口是墓室。整座墓全长达300米,其中墓室宽近40米,深近25米。墓室四壁有三级当年施工留下的台阶,使整座墓室呈倒金字塔状。
资料介绍说,秦公一号大墓创下了迄今为止发掘的规模最大、殉人最多(186人)、墓具等级最高等五个中国考古之最。虽然从汉唐以来,大墓就遭到了两百多次盗掘,仍出土文物达三千五百余件。
雍城秦景公陵园墓坑 (聂作平/图)
墓葬的主人是谁呢?根据发掘的石磬上的文字推断,当为秦景公。
从辈分上说,秦景公是秦始皇的第十四代先祖,也是秦穆公的第四世孙。
有个成语叫秦晋之好,用来泛指两家联姻。其典故,便出自秦穆公。
秦国迁都雍城后的第二位国君为秦德公长子秦宣公,其时,秦国已在对西戎的战争中占据上风,下一步就是如何向东发展,与诸侯争夺天下。
秦国地处西北边陲,它要向东发展,必须战胜的第一个敌人就是国境东面阻挡了秦国通往中原道路的晋国。但是,晋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强国。秦宣公时,秦国与晋国第一次交手,秦国获胜,然而并无大用。到秦穆公时,穆公改变国策,向晋国求婚,娶了晋献公的女儿。此后,又扶持流亡的晋国公子重耳,帮助他做了晋君,并把女儿嫁给他——从亲戚关系上说,穆公先前是重耳的姐夫,后来又成了重耳的岳父。重耳即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
晋文公死后,秦晋之好破裂,双方陷入长年战争。尽管秦国曾俘虏过晋惠公,但秦国东扩的步伐仍然被晋国遏制。惟一的重大成果是,晋惠公为了报答秦穆公的不杀之恩,把河西之地割与秦国。秦国第一次将势力推进到黄河西岸,秦人也第一次看到了浊浪滔天的黄河。
秦穆公意识到秦国还无法彻底打败晋国,于是转而向今甘肃西部和陕北、宁夏一带的西戎发动攻势:“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穆公继小舅子加女婿晋文公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其时的秦国疆域,大致东到黄河,西达陇山以西,北到今平凉、延安一带,南抵秦岭,面积近10万平方公里,与晋国相当。
八百里秦川 (IC Photo/图)
穆公后,续任的康公、共公和桓公,先后与晋国交战十多次,胜多败少。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但秦国在国际关系中时常背盟的言而无信,给诸侯留下了深刻而恶劣的印象。
泾阳地处西安以北,县城在泾水北岸。两年前,我到泾阳参观中国大地原点时,准备顺道寻访曾发生过影响秦国国运多年的麻隧之战旧址。但查阅方志并询问当地人后,却未能如愿——史书的记载太模糊:麻隧,泾阳县北。
《古文观止》中的《周文》里,收录了一篇《吕相绝秦》,此文便和麻隧之战有关:公元前577年,晋国派吕相出使秦国,历数秦穆公、康公、共公三代君主如何屡次背弃盟约,挑起战争,并向秦国宣战。
随后,晋国牵头组成包括晋、齐、宋、卫、鲁等在内的九国联军自东向西深入秦境,于麻隧激战。秦军大败,联军渡过泾河追到侯丽(今泾阳境内)才凯旋。
麻隧之战是秦人历史上不多的惨败,秦穆公获取的河西之地被晋国夺走(三家分晋后归于魏)。失去了黄河天险,秦国国境向西大幅退缩,秦人东扩的理想遭遇迎头痛击。
沉睡在一号大墓黄土深处的秦景公就是在麻隧之战丧师失地的大背景下登基就位的。
秦景公肯定感受到了秦国在国际上的极其孤立。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他采取了与楚国结盟的办法——从根上说,楚人也是颛顼后裔,与秦、赵都有血缘关系。更重要的是,楚为子爵,比此时的秦还低,一向被中原诸侯以蛮夷视之。两个同被诸侯鄙视的国家一拍即合,结成秦楚联盟,对付晋齐为首的晋齐联盟。众多小国,只能在两大联盟之间走钢丝——当然,依附晋齐联盟的要多于依附秦楚联盟的。
麻隧之战18年后,在晋的牵头下,诸侯又一次组成联军攻秦——这一次多达13国。面对大军逼境,秦景公采取了有史可证的第一次“化学战”:当联军驻扎于泾河之滨时,他在上游投毒,大批联军将士中毒身亡,不得不退出秦境。
秦景公任国君第31年,宋国大夫向戌搞了一个和平运动,史称向戌弭兵:包括秦、晋在内的14国结盟,停止战争,并奉晋、楚为共同霸主。秦、齐虽未问鼎霸主,但也与晋、楚同列为四大强国。
转:栎阳城的惊世变法
我在公路旁的一块玉米地尽头找到了刻有“栎阳城遗址”的黑色石碑,石碑上方,是两根歪斜的电杆,电缆胡乱垂下来,像秋天里渐渐枯萎的藤蔓。其时,雨水淅沥,远近原野一片苍茫。我脑子里回想的,却是两千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匪夷所思的一幕:
公元前359年,官府在栎阳城南门立了一根3丈长的木棍,并宣布:如果谁把木棍从南门扛到北门,赏10金。这么近的路,这么轻的工作,这么高的报酬?围观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却没人接招。一会儿,又加价了:50金。好半天,终于有人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把木棍扛到北门――他果然得到了50金。
这典故,就是有名的徙木立信。在秦孝公大力支持下,商鞅主持的变法运动就这样在秦国首都栎阳拉开序幕。
2020年年底,在西安阎良秦汉栎阳城遗址,考古人员第一次大面积发掘出了战国中期秦国宫城遗址内的后宫生活区。 (IC Photo/图)
景公之后的十来代秦君,几乎都没有大作为,至多算守成之君。直到秦献公时代,秦国才又迎来新的崛起。秦景公是第十三代秦君,秦献公是第二十四代秦君,两者之间隔了整整两个世纪。
秦献公即位第二年,迁都栎阳。
栎阳在今天西安东北的阎良区。从地理位置上说,它地处渭河以北,是关中平原通往三晋的必经之地,商业繁荣,人烟稠密。司马迁说它“东通三晋,亦多大贾”——仿佛是对栎阳商业发达的一个佐证,迁都栎阳几年后,秦献公“初行为市”——首次以官方形式开通集市,鼓励工商业,并抽取营业税。
发展经济的同时,秦献公加强了对基层的控制,一方面进一步推行县制,另一方面把全国人口按每五家编为一伍,要求人民互相监督,实行连坐。
秦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64),秦军东渡黄河,深入魏国(前5世纪,三家分晋,晋国分裂为魏、赵、韩三国),在石门大败魏军,斩首6万。
栎阳作为秦都只有三十多年,共计一代半国君——秦献公和他的儿子秦孝公。
秦国崛起史上,秦孝公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贾谊称:“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秦孝公颇具自省精神,他认识到秦国僻处西北,在国际上没有话语权,诸侯会盟,秦国连参与的资格都没有,“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于是,下令求贤;于是,商鞅来到秦国,启动了一系列改变历史的变法。
商鞅变法的内容,司马迁用一句话作了概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
要言之,商鞅变法最核心的就是两个字:农战。农是农业,战是军事。
商鞅的成功,在于他抓住了问题的核心,那就是秦孝公希望用简单的、易于操作的、见效快的办法,像魔术师一样,变出一个生龙活虎的秦国。抓农业,让经济有了保障;抓军事,这在崇尚丛林法则的年代,是最硬的硬道理。
但是,与变法修刑同步的,是严酷的连坐制和告密制——这一点,先后有几代秦君不断强化;与重农同步的,是对商的打击,即重农抑商。不仅商人要严厉打击,即便民众偶尔为之的商业活动,也在严禁之例;“外劝战死之赏罚”,固然使秦军更加勇敢,但秦国渐渐沦为一个嗜血的“尚首功”的国家:秦军每五人设一屯长,百人设一将。打仗时,百将和屯长如果没斩获敌人首级,统统处死。如果斩获首级33颗,达标,百将和屯长进爵一级。围攻敌方城市时,斩获首级8000颗以上,达标;在野战中斩获首级2000颗以上,达标;各级将领都可得到奖赏。依靠爵位来拉动和刺激的秦军,其疯狂嗜血显然不是诸侯能抵挡的。文明败给了野蛮,是因为野蛮可以藐视人间道德。
从今天的视角看,商鞅变法,固然可以使一个国家在短期内富强,但若把它作为长期国策,则注定将把国家引向灾难。比如一个重症病人,要想暂时挽救他的生命,可以用猛药;但长期用猛药,就不但不能治病,反而害命。——秦始皇时代,施行的仍然是当年的基本国策,它使秦国最终统一天下,却没能使秦朝逃过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短命怪圈。究其因,就是商鞅变法这剂药过于生猛,一个正常国家,不可能承受得住这样的猛药。
孝公去世后,商鞅遭到秦国贵族清算,处以车裂之刑,但由他制定的各项法令仍然在秦国忠实地执行。韩非子说:“商鞅死,秦法未败”。的确,商鞅本人虽惨死,但他当年制定的新法还在秦国沿袭,并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坚实基础。其实,不仅商鞅的新法在秦国不灭,在旧中国历史上的其它时代,也随时可以见到商鞅的影子。
令人深思的是,秦国的崛起不仅没有改善秦国的国际形象,反而变得更加糟糕:商鞅变法前,秦国因偏僻闭塞,文化落后而被诸侯看作夷狄之邦;商鞅变法后,夷狄之邦的轻看外,还加上了贪利忘义、不讲诚信、暴戾凶残的骂名,诸侯把它称为暴秦或虎狼之秦。
一心一意做大做强的秦国君臣不屑于这些聒噪之音。此时的秦国,就像一辆已经发动的战车,正在轰隆隆地驶向疆场。
合:六王毕,四海一
商鞅在栎阳轰轰烈烈变法的同时,还在栎阳西南两百里外的关中平原腹心地带打造另一座城市。那将是秦国未来的都城,也将是秦国以及由秦国升级换代而成的秦朝的终点——咸阳。
西安绕城高速上有一座立交桥名为阿房宫,其内侧,便是阿房宫遗址。唐人杜牧的一篇《阿房宫赋》,使早已土崩瓦解多年的这座秦时宫殿名声显赫,几乎成了秦朝及其首都咸阳的代名词。然究其实质,阿房宫修筑于秦始皇三十五年,仅仅两年后,秦始皇就死在东巡路上。
从栎阳迁到咸阳,秦国的都城和宫殿,建在距后来的阿房宫二十多里的地方——它们一个在渭河以北,一个在渭河以南。关于渭北,大约是杜甫那句“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给我留下的美好印象,所以,当我在深秋里看到渭北的杨树叶落飘零时,未免有几分失望。咸阳秦都遗址坐落在一片辽阔的黄土塬上,登高凌远,两千年前的宫殿已化作耕地和树林,偶有一些突兀的台地,很可能就是当年的宫殿台基。台基下的黄土沟里,点缀着一些民居,几只羊在房前屋后的草丛中低头啃食,人间的沧海桑田不是这些可怜的牲口能够理解的。
作为秦国都城,自秦孝公至秦始皇,七代秦君在咸阳运筹帷幄,经过多年浴血奋战,终于九九归一;作为秦朝都城,自秦始皇至秦二世,仅仅十多年就一片瓦砾。秦始皇设想的是由始皇而二世而三世乃至千世万世,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从非子邑之秦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打天下耗费了嬴氏家族600多年,坐天下却只有区区14年。600年的崛起与14年的崩溃,其原因,古人早就总结得十分透彻:“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孝公将首都从栎阳迁往咸阳,最大因素在于咸阳地处秦国中心位置,且临近渭河,交通便利——顺着渭河,秦国的军队和物资可以进入黄河,从而向东征伐。
迁都咸阳10年后,通过变法而兵强马壮的秦国磨刀霍霍。这一年,趁世仇魏国刚被齐国吊打,商鞅亲率大军渡河攻魏,并利用他与魏军主将之一公子卬的旧交,以会盟为名将其诱擒,大破魏军,收复了失去多年的河西之地,实现了秦孝公即位之初“复穆公之故地”的理想。
秦孝公后,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和庄襄王五任秦君次第登场,继续蚕食诸侯。其中,尤以惠文王和昭襄王为最:惠文王时,向东攻魏国,占领河西、上郡,黄河天险与崤函要塞牢牢控于秦人之手;向西南,灭巴国和蜀国;向西北,夺取义渠25城。
昭襄王在位58年,是秦国享国最久的君主。他先后发动数十次征伐,其麾下战神白起仅仅四场战争就消灭诸侯军队100万以上——当时全天下的总人口,估计也不过2000万。
为了对付秦国,诸侯以合纵为名组织了4次或5次联军,然而,正如贾谊说的那样:“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
秦皇岛秦始皇求仙处的雕像 (IC Photo/图)
牛顿有一句名言:我看得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套用一下:秦始皇能统一天下,是因为他站在祖宗的基业上。贾谊总结为:“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
当嬴政成为新一代秦君时,还是一个13岁的青涩少年,大权掌握在吕不韦手中。公元前238年,23岁的嬴政来到雍城,举行加冕典礼。
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凤翔县长青乡发现一处战国建筑遗迹,其中一块瓦当上有四个字:蕲年宫当。“蕲”通“祈”,祈年,就是向上天祈求丰年。史料载,蕲年宫系穆公修建,嬴政的加冕礼便在这里举行——比加冕礼更重要的是,嬴政坐镇雍城,平定了在咸阳作乱的嫪毐。次年,赐死吕不韦,从此大权独揽,政令悉由己出。
自公元前230年开始,秦国以摧枯拉朽之势发动了统一之战:
前230年,灭韩;
前229年,灭赵;
前225年,灭魏;
前224年,灭楚;
前222年,灭燕、代;
前221年,灭齐。
至此,九州肃清,海内混一。灼人的硝烟中,大秦王国升级为大秦帝国,秦王嬴政升级为秦始皇,一个疆域远迈前代的大一统帝国首次出现在中国。
秦始皇下令没收天下兵器,把它们熔化后制成12座各重千石的金人(先秦时把铜称为金或吉金),高大的金人屹立于秦宫大门外,沐浴着从关中平原升起的血色朝阳。
每消灭一个诸侯,秦始皇就下令将其宫殿按原样复建于渭水之滨,很快,“离宫别馆,相望于道,穷年忘归,犹不能遍”。当其它诸侯国的大多数城市都因连年战争几成废墟时,惟有咸阳独秀一枝,繁华与壮丽宛若神话。
以始皇自居的嬴政,有理由相信嬴氏江山必将万世一系,干戈永灭。由是,“独夫之心,日益骄固”。孰料,天意难问,他去世才3年,他和列祖列宗筚路蓝缕打下的万里江山竟灰飞烟灭,秦人和嬴氏,也在“天下苦秦久矣”的愤怒呐喊中走到尽头。
阿房宫遗址公园 (IC Photo/图)
咸阳作为秦国和秦朝首都将近一个半世纪。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项羽攻进咸阳,“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成为现实。这座雄伟的城市及其宫殿大半被摧毁,“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此后,山河涤荡,繁华难再,咸阳彻底沦为一座普普通通的西部小城。几百年后的唐朝末年,一个叫许浑的诗人登上咸阳城楼,往事历历,犹然在目。他徘徊良久,写下了一首抑郁沉雄的七律:
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
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
【主要参考书目:《史记》《资治通鉴》《西周史》《春秋史》《战国史》《秦西垂文化论集》《周秦文化论丛》《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历代战争年表》《雍秦文化》《春秋列国地理图志》《战国政区地理》《细说秦汉》】
聂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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