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经过村子西头的皂角树，眼前就会浮现出一幅画面：漆黑的冬夜里，天上闪着几颗星星，两个包着头巾，穿着黑棉袄，腰里绑着腰带，裹着大裆棉裤的人，一人挑着一副空担子，从村庄东头健步走来，走到皂角树下，然后从村庄西北方向出村，再一路向南走大约二十六七里路，到南山里担木炭。担上木炭后，再原路返回村里，稍作休息，第二天半夜起床，又担上木炭走二十多里路，赶天明到西安城里，把木炭卖给有钱人家取暖，换取微薄的收入，支撑贫穷的家。
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爷爷带着三爷到南山担炭的情景。爷爷不识字，但却是个非常睿智的人。就说担炭一事，他为了多赚钱，发明了一种叫“赶鸭子”的方法。一个人一次可以担回两担炭。具体方法是:一个人向南山进发时，挑上两副空担。一次性趸好炭。然后先挑上一担往前走三五百米，把筐子放在路边，然后返回挑起第二担，走到第一担炭处，再向前走三五百米，放下担子后，快速返回第一副担子处，挑起来继续向前。依此类推，周而复始。虽然费时间和体力，但一个人一次也就能担回两担炭。第二天依然如此，进城卖炭。一次能挣原来两倍的钱。后来大家都照着他的方法做，果然效果很好。有的人一次挪一百米，有的人甚至只能挪五十米，这都是根据个人的体力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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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村里有人已经开始一次挑三副担的时候，爷爷却置了一辆独轮推车，这辆车一次可以推两三担炭，又轻快又省力。如果是他和我三爷两个人，一次最多可以推四担炭，兄弟两个人轮换着推，遇见上坡路一个人在后面推，一个人在前面用绳子拽。并且一天就可以完成趸卖，原来两天的活，一天就干完了。只不过是时间做了调整，头一天晚上就赶到山里，稍作休息，装上炭即刻出发，天亮时分赶到城里，卖完炭就回家休息，天黑时就又赶到山里。这样一天一个来回，要走一百多里路，但赚的钱却是以前的两三倍。爷爷挣下钱先盖了两间厦子房。后来就娶妻生子。
爷爷是个思想比较开放的人，他自己吃够了不识字的苦头，等到儿子长到十岁时，就破天荒地送他读了三年私塾，这在穷人家里是不多见的。开创了我们家人开始读书的先河。
那个时候的冬天，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天气干冷干冷的，爷爷进山担炭没有鞋穿，脚后跟上裂开的血口子，像娃嘴一样，每走一步，都会钻心的痛，但为了赚钱养家，他都强忍着，依旧担炭不辍。
1972年，农历七月十七，我们村过会。当时，爷爷已生病多日，几天都水米未进，命悬一线。爷爷躺在床上，表示要见他三个孙子。那个时候，我还小，刚满两岁。妈妈抱着我，领着我两个哥哥来到爷爷床前。爷爷啥也没说，爱怜地摸了摸那两个孙子的头，在我的屁股上重重地拍了两下，微微地点着头，嘴里发着“嗯，嗯”的声音，面带微笑，溘然长逝。七天后，爷爷的柏木档棺材在村人拥抬下，经过皂角树，埋在了村庄西岸地的坟地里。
爷爷的一生受尽苦累，他经历了民国的关中大旱、蝗灾、大瘟疫，能活下来亦实属不易，可他还助他的父亲养活了三个弟弟，并都帮他们一个个成家立业。娶妻生子。
爷爷不光帮弟弟们成家立业，还在日常生活中一直有着大哥范儿。我二爷家人口少，劳力少。爷爷一有空就去给二爷家帮忙，挑水、担担子、喂牲口、起圈、垫圈，没有一样不帮着干，极尽关照之情。虽然我家也没有劳力，但爷爷自认为他是老大，就应该给弟弟家帮忙，替父母分忧。
我三爷家子女多，生活困难。只要家里有一点粮食，爷爷也都会从墙头给我三爷家递过去。有一次，我三爷到吃饭的时候转到了我爷爷跟前，我爷爷就知道他们家又断顿了，二话不说，他把案板上刚烙好的锅盔馍整个塞给他三弟，并说:“赶紧把这先给娃们拿回去！”平时，我爸就是拿回来一个苹果，我爷爷也要把它切成八等份，然后给隔壁我三爷家拿五份（我三爷家孩子多）。
爷爷千辛万苦在而立之年才盖了两间厦子房。还没等得用来娶我奶奶 ，我三爷爷也想要盖房子，为了节省费用，就对他说:“哥，叫我在你厦子上驮一下。”我爷爷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并且一块儿帮我三爷也盖起了两间厦子房。没有任何代价要求，连一块儿胡基也没向我三爷要。兄弟俩的房子就像兄弟两个人一样，共用一个背墙，背靠背相互支撑。这种兄弟间的情谊，在村人口中传为美谈。
我爷爷比我三爷大十岁，无论是去南山担炭还是有人雇他锄谷子……凡是有了好营生，他都会带着我三爷一块儿去挣钱，并且在整个劳动过程中尽量照顾。我三爷个子高，力气大，但是干活粗心，一次到南山担炭歇息时不小心让开水烫伤了脚。我爷爷就用“赶鸭子”的方法一人担回两担炭。并且还一手扶着我三爷，没有一句责怪的话。我四爷比我爷爷小近二十岁，临解放时，给我四爷把媳妇一娶，就一直照顾着。直至我四爷到兰州去参加工作，才把家属带过去了。
该尽不该尽的义务我爷爷都尽到了。他确实做到了一个大哥的模样。爷爷离开我们五十年了，时光可以抹去世间的许多事物，但却抹不去思念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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