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亮点！3位乡村医生的12月：扛住一波疫情冲击，担忧老人重症潮

2022年12月21日，陕西西安，桂北村卫生室医生黄大举在发药。（人民视觉/图）

无论是在安徽省赵宋村、河南省徐王赵村还是陕西省桂北村，大多数患者都没有确诊。但医生们知道这是新冠。

早在2022年12月初，“新十条”发布后，就有村民来卫生室看“感冒”。徐王赵村卫生室的医生郑战辉按照以往医治流感的方法开了退烧药，但在输液的诊室里，大家都觉得这次感冒比以往的症状来得更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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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战辉说，县里在12月初发放过一批几十支抗原，年轻人们拿回家自己做了，有测出阳性，也有几个村民到县里做了核酸，检测出阳性。但更多患者是医生们凭借经验推断出来的——发烧、浑身疼。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许多乡村医生们迎来了第一个冲击波，患者们在卫生室门前排起长队，医生们延长工作时间，从清晨忙到深夜，有的甚至“想方设法找到医药公司的业务员买药”；但接下来，随着老年人感染数上升，重症成为乡村面临的新危机。

来求诊的老年人

在河南省长葛市古桥镇徐王赵村，每有老人过世，亲人就会在夜晚放鞭炮。郑战辉说，最近几天，他几乎每晚都能听到隆隆的鞭炮声——有时是本村的，有时是外村的。

郑战辉所在的村子有2700多户籍人口，年轻的多数在外面打工，一千多常住村民里，老人、孩子和女性占了大多数。从12月初开始，每天都有三四十个人到卫生室里求诊，症状大体相似，发烧、咳嗽、浑身疼痛，但都是年轻人。

郑战辉说，在12月初优化疫情防控政策后，集市、超市里反而都没了人，老人们害怕新冠感染也都闭门不出。

但从最近几天开始，他察觉情况有所变化，来求诊的大多成了老年人。12月28日，郑战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尽管可以到卫生室中求诊就证明症状并不严重，但他已经开始担忧。

他所在的村里，老年人高血压的比例在八成到九成，糖尿病患者也不少，这让从医30年的医生感到格外有压力。几天前，一位七十多岁的糖尿病患者开始发烧，4天以后在家中昏迷，家人急着送到村卫生所。郑战辉说，这所幸是浅昏迷，他为老人配药输液，老人慢慢缓过来了。

并不是每一位老人都有这样的运气，在过去的几天里，同村一位冠心病的老人被拉去县医院，不治去世；另一位百岁老人在许昌市感染，不治后拉回村里。

担心归担心，卫生室并没有救治重症老年患者的条件。郑战辉说，他的卫生室里没有医用制氧设备或者制氧机，唯一的氧气瓶也很久没有灌装，CT机只有县医院才有，写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九版）》里的新冠特效药也从来没有发过。于是对于身体不适的老年人，他只能提醒对方及时到县医院就诊。

这并不只是徐王赵村的困境。在西安市未央区桂北村卫生室，医生黄大举叫了跑腿外卖员，在12月28日把卫生室里唯一的一台制氧机送给了一位老年村民。“他在十几公里外，说自己气短，我就把制氧机送过去了，但要不行，还是得去医院。”制氧机抢手，但他秉持的原则是解决当下的问题，“十几天来这是第一个这样的病人，你不能把他耽误了”。

患者排满输液厅

在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小蚌埠镇赵宋村，乡村医生王保鲁和妻子照顾着3400多个村民，12月以来，超过一半的村民已经在他这里就诊过。2.5米长的操作台上摞着厚厚的处方，排着密密麻麻的输液瓶，输液瓶上贴着村民的名字，轮到谁了，他就叫一声。

病人在12月8日前后开始一天翻一倍，到了12日，每天有四百多人，持续了半个月。有些患者在夜里三四点就去诊所门口等着，到八九点时人就会多起来，最多的时候从早到晚都有一百人左右在诊所门口排大队。

患者们体谅医生，没人深夜给他打过电话，但王保鲁也不忍心让人在寒风里等着。他以往6点多起床，慢悠悠到卫生室，7点钟开门，但这几天早上5点钟“腾一下就醒了”，满脑子都是排长队的患者。在路边摊买早点，边开车边吃，吃完一天就开始了，往往要忙到夜里才有时间吃晚饭。

2022年12月17日，安徽蚌埠，赵宋村卫生室当天开出的输液处方。（受访者供图/图）

而有一千多居民的徐王赵村情况也类似——11月底还没有多少患者，到12月，每天都有几十个人来求诊，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我们只是看症状，不看抗原也不看核酸。”郑战辉和王保鲁都说。

王保鲁参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九版）》，但更多时候用的是退烧药。王保鲁说，治疗并不算困难，止咳、祛痰、退烧，只要对症治疗就可以，高烧的先打针退烧，而输液的话，两三天症状就可以缓解。他在诊室里接待患者、配处方，妻子为输液的患者配药液，两个人交替着输液。几天以来，村里没有重症患者，患者也不算着急。“早得晚得，现在得总比过年时候得强得多。”他这么安慰患者。

大家挤在200平方米的输液厅里，在过去的两个星期，输液厅一直都是排满的。他和妻子不停地掰注射用的药瓶，不时地划破手指，就用酒精棉消毒，再继续掰，两人的手指上每天都缠着胶布。

正是最忙的时候，他和妻子在12月12日先后生病，嗓子哑了，浑身难受，没时间吊水，就直接为对方打针。新冠感染引起腰痛，“实在痛得忍不住，就在地上蹲一会、桌子上扶一会，咬咬牙再工作。”

桂北村的医生黄大举也度过了同样的12月，早上7点就出现在卫生室，最晚的一天一个娃儿高烧惊厥，被父母带到诊所，他赶紧为孩子降温，等症状平稳了，晚上11点才敢下班。

如今，徐王赵村、桂北村和赵宋村的三位医生感觉已经“熬过了病例最多的时候”——每天来就诊的患者已经不到高峰时的一半，但退烧药的价格依然高居不下。

“新十条”放开了“四类药”的开药权限，但一些基层卫生室花了两个星期，仍然未能完全解决缺药的问题。

黄大举表示，由于以往发热等症状需要到县城定点医院就医，卫生室没有备足够的退烧药。乡村卫生室的药是从医药公司订货，以往都是上午订货下午送到，但现在只能10天之后送药。

王保鲁说，“（之前）业务员天天打电话来，问我要不要进货，当时我们都很烦，但现在成了我求他们，现在什么都缺，输液器、液体、血液贴——还有和防疫相关的所有药。”

郑战辉说，医药公司的业务员回复他说县城里都没有存货，卫健部门指定的居家治疗常用药全部断货，他只能从卫生室里找存货——主要是含有对乙酰氨基酚的头疼粉（阿咖酚散），拿来给发热的村民们使用。

乡村医生们只能通过不同渠道想办法找药。在许昌，1000片一瓶的安乃近从不到30元卖到了100元，五六元100片的布洛芬涨成了超过40元。但郑战辉说，价格一阵一变，有时候上午打电话订货是一个价，下午送货就变成另一个价，以往进货量没限制，现在只能一次10盒、20盒地买。

卫生室的药物都是拆成几片一份卖，一袋几毛、一块。王保鲁说，村民们对于价格已经心里有数——毕竟无论县城还是线上都已经买不到药，大家只能容忍涨价。

“我每次进货都要骂业务员，问他们怎么涨价这么多。”王保鲁说，“他们说，我们也进不到货，你要不想要，我也没办法。”在药物最紧缺的时候，医生们有时不得不让患者自己想办法，“让他们去外面买”。

但12月16日，黄大举意外地在药柜里发现了一瓶安乃近，1000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