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神秘的“西航技校”
西安年纪稍长的人都知道1991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正式启用之前，西安的老西关机场位于城区西面不远的西稍门外。上世纪九十年代，西稍门周边地区非常热闹，各项航空客运、货运手续都需要在这里办理，因此人流、物流、车流川流不息。除了接送乘客和货物的各类车辆，许多公交线路都途径西稍门或在这里终停，周边的商铺、餐饮也十分兴旺。然而，出了西稍门再往西去，就变成了另一番景象，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也不为过。抬眼望去，除了几排平房和一间仅有两个柜台的“军人服务社”之外，满目所及只有成片的农田。直至更西边的桃园路附近，依托西电集团所属的“电缆厂”、“变压器电炉厂”等几个大厂的生活区，才又繁华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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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关机场老候机楼 | 图源网络
鲜为人知的是，就在紧邻机场西侧不远处，有一处不太显眼的建筑群，大门的右侧立柱上挂着一个两米多高的大木牌，上面端端正正地刻着“西安航空工业工人技术学校”十二个大字，简称“西航技校”。当时，西航技校与沈阳航空技校及南昌航空技校并列为国家航空工业部直属的三大航校。后来西安红旗机械厂也筹建了一个自己的技校，被称为“二航校“，因此西航技校又被称为“一航校”。
略有了解的人可能会或多或少地感觉到这所“一航校”有些神秘。其一，它不像其他普通学校一样面向社会公开招生，而且学校的毕业生全部都由国家分配至全国各地航空系统的国防工厂工作；其二，这所学校不收学费、书本费、学杂费等一切费用，就连吃饭、住宿也都是免费的；其三，是这所学校在西安时间并不长，大约只存在了十年左右就又神秘地消失了。
我是1958年夏天入学，1960年毕业，是学校的第二届毕业生。而十年后，也就是1968年，我想返校看望老师和两位留校的同学时，却发现学校已经找不到了。学校原址的大门已经大变样，门口两旁还站立了两位警卫员。经上前打探，方知学校已经撤销，这里已变成了工厂，即后来的“延光机械厂”，也是航空系统的国防工厂。
进入西航技校，经过一周的新生培训后开始分班，班级是按照机械行业工人的技术工种来划分的。我们这届学生有“铸工班”、“锻工班”、“钳工班”、“车工班”、“电工班”、“仪表班”等十多类班级，我被分在“电工二班”（校内称“032”班）。我们班大约有二十六、七名同学，来自沈阳、上海、四川、江西、兰州等全国各地，西安本市的连我在内有七、八位。同学间的年龄差距非常大，最小的和我一样只有十五、六岁，最大的听说已经年过三十有家室了。
学制两年，学习的课程分理论课和实习课两部分。第一学年以理论课为主，实习课为辅，第二年则相反。理论课除数学、物理和航空常识等公共课外，电工班的专业课主要有《电工基础》《机械基础》《高、低压配电》《电机学基础》和各类《电气控制电路理论》等。实习课主要有高低压电力线路的架设、高低压配电装置、工矿企业变电所和配电室值班管理，以及各类电气控制电路的布线和维修操作。毕业前一个多月我们则直接动手参与电动机和电焊机两种电器产品的生产制造。这是学校响应当时“勤工俭学”的号召，为学生选择的实习科目，既考核了学生“学以致用”的效果，也为学校取得一些经济效益。
■ 图源网络 图文无关
学校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考核比较严格，不仅限于期中和期末的考核，更注重平时的随即测验和课堂提问，而且这些成绩都要一一计入的“学生成绩册”中，作为期末总评的依据之一。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在上航空常识的课堂上，老师提问一位许同学，让他回答客运飞机的主要结构及功能，同学漏答了“起落架”这一重要部件，老师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无不幽默地点评道：“徐同学发明的飞机，谁都不愿意坐“，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最终徐同学还是被评了个不及格的“2”分（当时学校采用“5分制”评分标准）。
学生们的生活也是挺紧张的，每天早晨七点军号一响就得起床，上午四节课，下午四节课，晚饭后还有二节晚自习。一周六天，天天如此。作业完成较慢的同学星期天还得补作业。不过，学校的伙食挺不错。记得一年级时，吃饭是八人一桌，午餐和晚餐基本都是四个菜（一荤，二素，加一盆汤菜）。厨房的师傅们将菜都摆好在餐桌上，到点后学生们按班级顺次排队进入餐厅，到指定的餐桌上就餐，米饭、馒头随便吃。到二年级，粮食有定量了，每人每月30斤。吃饭改为自己持饭票到窗口排队打饭菜，自己找座位就餐，饭菜质量也有些下降。
学生的生活区在公路对面单独的大院内，一间宿舍六个人，配四套架子床和一副桌椅，除床上用品自带外，其余生活用品如脸盆、牙缸、碗筷、保温瓶等均由学校统一发放。操场很大，除篮球、排球、羽毛球场地和单、双杠基本设施外，还有直径2米多的“滚环”等飞机驾驶员的运动器材。操场角落里还有一架外形基本完好的废旧军用飞机，供学生观摩学习。
学生的毕业考核除所学课程的考试成绩外，还参考当时国家颁布的《机械工业技术工人的等级标准》进行考核。标准中技术工人分为八个等级，每个等级都规定了相应的“应知”和“应会”两项具体内容，八级工为最高级。一般工厂招收的学徒工须经过三年的学习和培训，并达到“一级工”的“应知”和“应会”标准，方能成为正式的一级技术工人。西航技校则要求毕业生的实际操作水平需达到二级工的“应会”水平，理论知识达到四级工的“应知”水平。我毕业时，考核成绩全部十一门课均获得“5”分，顺利毕业，并于1960年8月被分配至西安红旗机械厂。从西安市招收的我们电工班的七、八位同学，有三人和我一起分到红旗机械厂，其他几位则分配到庆安公司。
回忆往事，像我这样家庭背景，能够进入西航技校，并进而成为红旗机械厂的正式工人，实在是幸运之至。如若不是冥冥中几次机缘巧合，我的人生道路绝不会这么顺遂。我非常珍惜和感恩这所学校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更感激学校为我今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红旗厂 | 图源网络
02
命运之“三分天注定”
我是福建人，1942年生于福州市。5岁那年父亲从台湾的糖业总公司请假回到福州家中探亲，碰巧遇见当时在民国政府石油管理局任“技正”职务的一位长辈，他力荐我父亲到位于甘肃的玉门油矿任职。父亲权衡之后，带着母亲和我们兄妹四个踏上了艰难的背井离乡之路（当时小妹未满一周岁）。第二年，也就是1948年，玉门解放了，父亲被定性为“旧政府留用人员“暂且得以留在玉门油矿秘书处继续工作，并被认可为 “参加革命工作”了，几年后，被调至陕西的延长油矿和延安等地工作。1956年夏天，因家中小妹患病，医生建议到西安的大医院做手术，加之大哥初中毕业也想到西安参加升学考试，于是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先行到了西安。在延安时，有位我们称之为“夏妈妈”的好心邻居刚好在西安的西门外南小巷有一处空闲的房子借租给了我们，不久之后，西安开始实施“户籍登记管理制度”，我们也被纳入了登记范围，从此我们一家就有了“西安户口”，并就此定居西安了。
1958年，国家实施行政干部精简下放政策，父亲属于精简对象，被精简回西安。之前，我们全家七口人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计，父亲突然失去了工作，一家人的生活立刻成了问题。我们一家到西安不足两年，人地两生，无依无靠，于是父亲决定带全家返回福建老家，期盼找到一两位亲戚或朋友谋一份工作。正当一切就绪准备启程之时，突然传来福建前线战备紧张的消息，听说不少福州市民正欲迁往北部山区的南平市避难。如此一来，福建回不去了，返乡计划就此搁浅。
那时，我正在西门外的市一中念完高一，因为决定回老家，开学就没有去报道，等知道回不去了，再去学校报到时，却被告知我已经被学校除名了。学校的布告栏内还贴着包括我在内的三名被除名学生的告示。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四处打听，寻找别的出路。幸好有位热心的邻居打听到他的一位朋友的孩子前几天刚刚参加完一所学校的招生考试，我们赶紧前往拜访询问，方才知道就是西航技校在招生。父亲带着我一路打听询问，终于找到了西航技校。原来学校本期招收到的学生人数未达到计划指标，才临时在西安本地扩招少量应届初中毕业生做为补充，然而此时招生考试已经结束了。父亲试着找到教务处赵主任，希望再争取一下，可能学校还有空余名额，也可能出于对我们家庭处境的同情，总之在看完我市一中的学生成绩册之后，就爽快地答应了父亲的请求，并让我免试入学，就这样我幸运地进入了西航技校。
■ 西关机场 | 图源网络
在市一中上学时，我们班上还有两位同学也是福建同乡，何同学是厦门人，刘同学是泉州人，他俩的父亲都是知识分子，解放后支援西北建设，被调到西安的西北工业大学任教。福建人的家庭中有人在东南亚及台湾等地谋生是很普遍的，他们两人和我家也都不例外。虽然他俩的学习成绩在班内始终都是靠前的，但是在1960年的高考中却双双落榜，想来可能与家庭有海外关系，政审不过关吧。后来，何同学被安排到西关菜场卖菜，刘同学不愿吃苦，游手好闲，终因打架被送去劳动教养。我庆幸自己提前被学校除名，不然，不敢想象我的命运会如何，这也许就是命运中的“天注定”吧。
03
红旗机械厂二、三事
1960年从西航技校毕业进入红旗机械厂后，我被分配到“热处理”车间。在车间的人事干部领我去车间报到的路上，我发现我的“通行证”上盖着一个“1”字的红印章，人事干部告诉我，因为保密要求，人员进入厂区后不能随意走动，我的活动范围只在“1”号厂房内，其他厂房未经许可不能进入。
进入1号厂房，目光所及，一切都令我十分好奇。这个厂房大到一眼看不到头，除了热处理车间外，里面还分布着三、四个不同类型的机械加工车间。一路穿行过去，除少量在学校学习时见过的车、铣、刨、磨等通用机械设备外，其他大多数设备都从未见过。尤其是进入热处理车间后，除房顶的两台桥式起重机和大型鼓风机外，其他机器设备全都十分新鲜。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陌生世界。原以为学业有成，信心满满，此刻才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和渺小，心中当即生出一个念头：这里真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只要努力学习，应该会是大有作为的。
入场后的第二年，厂里筹办已久的业余大学—“红旗工学院”终于正式开学了。凡具有高中学历或同等学历的员工均可报名参加学习，我也毫不犹豫的报名并被录取，成为首届学生之一。我学习的专业是“航空发动机制造技术”，学制为六年，毕业后可获大专学历。学习方式为“面授”和“自学”两部分，“面授”规定为每日晚间七点至九点在教室听课（星期日除外）。课后按老师布置的科目自行安排时间自学，根据教学需要，学校又时会安排专车送学员前往西安市内的西北工业大学上实验课。由于学习课程紧张，随着学习内容的逐渐深入，大约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学员坚持不下去而先后退学了。我和其他坚持下来的同学整整学了五年，遗憾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业余大学停办了，所有的学生都因差这最后一年未能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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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航空工业部引进了一批“高频感应加热装置”设备，据说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热处理工艺加工设备，西安红旗机械厂分到一台并安装在了我们车间。这台设备是个庞然大物，长宽高均在两米以上，内部自配一台高压变压器，功率很大，整流管和振荡管全是外形巨大的玻璃壳真空电子管。这台设备价格昂贵且十分“娇气”，为安全，更为防止电磁干扰和辐射，在车间内单独为这台设备加盖了一个房间，屋内四周墙壁和屋顶全部都用薄铁皮屏蔽了起来。为尽快推广这台设备的操作技术和理论知识，航空工业部在沈阳的黎明机械厂专门举办了一期高频感应加热技术培训班，聘请了两位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专家讲课。凡是分到该设备的工厂，每个厂派送两人参加培训学习，我有幸被选派参加了这期培训，结业后又被安排进入黎明机械厂实习了一个月，回厂后就兼任这台设备的专业维修和管理员。然而，由于电子技术的发展，更新换代非常快，特别是玻璃壳的真空电子管因为寿命短，功耗大，体积大等缺点，很快被半导体器件所替代，所以当年视为“宝贝”的设备没用几年也就被性能更可靠，生产效率更高的新设备所替代了。
1966年8月，工厂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对全厂所有员工的个人简历及家庭历史背景重新进行调查和定性，我也因父母亲的“海外关系”被列入了“不宜留厂工作”的人员名单。和我同期政审不合格而被清退出厂的员工约有近两百人。当时我们这批被清退的人员以“支援地方工业建设”的名义被移交给西安市冶金机电工业局。之后，冶金机电局也都为我们安排了新的厂矿企业。至此，我与航空工业也就此告别了。
04
又见“西航福利区”
2016年，我们搬到了西安北郊的一个小区居住，位于城市运动公园对面，张家堡广场东侧。听到“张家堡”这三个字，一时令我百感交集，我对张家堡太熟悉了。
当年在红旗机械厂上班时，我们住宿的西航福利区离张家堡很近，骑车仅需七、八分钟。那时，我们持午餐券在职工食堂打的饭经常吃不饱，就会约上两三个好友骑车到张家堡街道上的一家饭馆花一毛五分钱买一碗炒笋瓜充饥。一来二去，成了这里的常客，与饭馆的伙计还交上了朋友。那时的张家堡虽然在当地颇有名气，是本地区的农村集市，但也仅仅只有这一条不太长的街道和两旁的商铺，除此之外，目之所及只有农舍和农田。我们过来的道路也是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一下雨就基本无法骑车了。
现如今，张家堡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建成的张家堡广场（现已改名未央广场）一眼望不到尽头，据称东西宽50米，南北长300米，在西安可谓独一无二。广场坐落在纵贯西安南北的中轴线上，是西安标志性的“北大门”。广场西侧新建的城市运动公园内，湖水碧波荡漾，柳绿成荫，现代化的场馆及高标准的体育设施可承接大型体育赛事和演出。广场上还安装了丰富的群众健身器材。
■ 图源：西部网
这里不仅已成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核心地区，更是西安市新行政中心。广场南端，市政府、市委、市人大、市政协等四大班子的新址沿凤城八路由西向东一字排开。广场北端则高楼林立，万科、保利等房地产龙头企业新建的商品住宅鳞次栉比。整个区域道路宽阔整洁，交通四通八达，熙地港、大融城两座高档综合型商贸大厦屹立两旁，地铁2号线、4号线在此交汇，直达新的铁路枢纽—西安北客站。
原来的“张家堡”早已没了踪影。现今，这里视野开阔，交通便利，空气清新，环境美好，难怪咸阳来的一位朋友临走的时候感叹道“这里不像西安”，或许，这位老兄心中的西安还定格在以钟楼为中心的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上呢。
更令我动容的却是我们小区北大门外的公交汽车站牌，上面清楚地写着“下一站-西航福利区”。掐指算算，我离开西航福利区整整五十年了。当年正值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如今已是饱经沧桑，白发苍苍，竟然阴差阳错得又回来了呢。
作者 | 杨景行 | 陕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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