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西安半坡附近的天桥下,晚上是周边居民热闹的广场舞聚居地,白天就摇身一变成了十里八乡不少人的务工场,无数打零工的人在这里等待一个被“选中”的机会。在这里,几乎没有性别之分,有的只是像男人一样的女人,以及更男人的男人,我靠近她们,试图了解更多关于零工女性的事。

01


(资料图片)

从天桥下走过,许是这里太久未出现年轻女性面孔的缘故,我被有些赤裸又追随的目光盯得有点不太舒服,还疑惑时,四面八方打零工的男人迅速涌来,不意外的,我被卷进人潮中心。

七嘴八舌的声浪连同某些复杂的气息一起淹没了我,人们着急的询问我有没有合适的工作能够给到他们,来不及回答,被整个阵势吓到,我有点慌,着急说“我没有活,我也是来找活的。”

人潮立时散开,当然打量的目光并没有挪走,有人斜着唾了口唾沫,并嘟囔:“穿成这样说来找活,鬼信呢?”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装扮,T恤牛仔裤运动鞋,并没有什么不妥。

有拎着自做清洁桶的阿姨看见了我的紧张和局促,上前善意的拉住我的胳膊,“走走走,不在这nou(站),wei(那)帮二流子包(别)理式。你这是第一次来吧。”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急忙跟着阿姨到了天桥下的女工聚集处。

像是被无影的结界划分出来一样,这里也遵循着某些无声的规则,比如,男性统一聚拢,占据了天桥下最显眼的中心位置,并根据各自的活计分门别类形成了小团体。刮大白的,做水电的,搞瓦工木工的等各自为营。

大家有的围坐一起唠嗑闲聊,有的就是紧紧守住自己的工位,然而即使看起来每个人都心不在焉,但如若仔细观察,还是会发现所有人,其实都是在不经意的抬眼或转圈中眼盯六路,耳听八方,稍微有个风吹草动,比如路经于此或有“寻人干活”意愿的雇主,乌泱泱的人就急忙扑上前去,生怕挤不到中间,少了被雇佣的可能。

弱肉强食在略显有点残酷的零工市场里,不得不说被体现的淋漓尽致。

但还是继续回到女工的团体里吧,一个明显的察觉是,和被隐没的地位一样,女性在整个零工队伍里,也都是被边缘化的存在。

除了围绕站立聚集的位置,包括抢活计的状态,比起那些位于天桥下整个视觉中心的位置处,她们更容易在柱子旁,马路沿,道沿处,花坛边。而这些聚集起来的50-70岁的女性,区别于干“技术活”骑电摩的男人们,敏感又热情,粗狂但却也拥有细腻,他们和男性一样,在零工市场里几乎靠肉搏谋得一个活计。

其次,也不排除她们衡量对比了一些体型和其它能力后,发现停留在类似马路边的这些地方更好抢活的可能。这或许是女性生存的智慧。尽管大马路沿很危险,但是对于来此寻找合适人选的雇主们说,却一定是必经之地。“注意的快,路边就拦住了,不用撵到跟前。”

当然,男女之间干的活还是有所区分,跟秦莲告诉我的一样,零工市场的活计大抵只有两个代名词:搞技术活的和整理打扫卫生的。

而大多女性也自然而然就被算在了保洁整理的行列。和扛着工具滚筒电钻等,并骑着电摩等交通工具明显男性特征不同的是,女性们来此大多不自备交通工具,秦莲解释,主要是因为一来坐公交比较方便,二来需要干活的时候,老板们都自己开车或者直接给看中的女工们叫出租打滴滴,如果女工自己骑车反倒不方便。

秦莲的工具箱是一个经过改造后的油漆桶,当然,还被她巧妙地安上了两个滚轮,秦莲热情的把桶里常备的工作用具一一展示给我看,玻璃器,大小挂板,鸡毛掸子,被拆卸开的扫帚,拖把,清洁剂……不大的桶里被塞得鼓鼓囊囊,秦莲说“你别小看这任何一个,都有大用处,我打零工快30年了,这都是我挑的最得劲的工具。”

不过被塑料袋装着的一双鞋子引起了我的注意,“进人家家里干活都要换鞋,有的带鞋套,而且你不知道去的家里干净还是脏,咱这准备一双,应个急。”不仅是秦莲,其它的女工们也都在怎么让自己能够更加“体面”的工作中,藏了一点自己的巧思。

赵珍香用红色食品袋装了一件洁白的短袖,也是为了便于在干完活后有干净的衣服可以重新换,至于张慧美,她的工具桶是最干净的,有被每天清洗和刷子磨过的痕迹……

一个有趣地细节是,李美的耳边挂着星星的耳坠,这在干活的女工群体里显然少见,李美有点害羞我注意到她的耳钉,但她还是骄傲的告诉我,这是女儿送她的生日礼物,而每次干活前,她也都会小心翼翼的把耳坠卸下来,仔细包在卫生纸,放到小包的夹层里。而很多时候,和她们待久了,你也都会有一种原来再粗粝的土壤里也能生长出真实的“美”的感受。

02

不可否认,零工日结市场尽管没有保障,也不签订合同,用赵珍香的话来说就是“朝不保夕”,但她们依然热爱这样的工作。在赵珍香看来,人有个事情干,还能挣钱补贴家里,这简直不要太好。

赵珍香的老家在蓝田许庙,和她搭伙的秦莲也是蓝田人,当然,整个市场里,商洛,河南,四川的人都有,秦莲说这叫五湖四海一家人。随口问上一句,大家也都是少则10年,多则30年的相关“从业”经验。

秦莲坦言,自己在没有修建头顶的高架桥时就已经在四处做日结工了,秦莲提到,早先时候年轻,体力活也干,搬东西当小工。“咱不比男人差一点,包括头上这桥,我都给绑过钢筋。”秦莲的足迹从城北到城东,从城西到城南“包括咸阳的陈阳寨,在哪也干了6年多。洪庆待了4年,最近7.8年都在半坡这儿。”至于城南,秦莲有去过大雁塔附近高级小区做保洁的经验,“那屋子,豪华的很,跟皇宫一样,金灿灿的。”皇宫是秦莲能想到最奢侈的比喻和修饰词汇。

秦莲和老公租住在马家湾一带,房租一个月400块,不足20平的城中村小屋里,堆积了两人全部的家当,秦莲的老公刮大白,秦莲自己做保洁,每天早上天还未完全亮时,秦莲就会坐上老公的电摩一起到达天桥下等着做工。收入好时,一天200,收入不好时,“那就是0蛋呗。”

靠着多年四处打工和省吃俭用的习惯,秦莲和老公总算在老家为两个儿子盖起了小楼,但大儿子刚娶媳妇没两年,小儿子眼瞅着又到了适婚的年龄,秦莲坦言“哪里敢停么,挣不来钱给娃连个媳妇都娶不上。”

但随着年龄的日渐上涨,秦莲也越发感觉到了体力和脑力流失带来的不便。“年龄大,人家就不要,咱把自己拾掇的整齐点,但是一看身份证就露馅了,有些活是发到群里的,你稍微没注意,人家回复的快,活就成别人的了。”

不止是年轻人觉得工作不好找,在更现实的零工市场里,也是什么都得抢。

“看着都在bao手机,人家bao的快,那人家就拿到活了,你这桥下没揽到,群里也没抢上,可不就只能喝风粑屁了。”

赵珍香今年56岁,早先还南下去过工厂,但后来还是回了西安,去厂里打工有年龄限制,有的超过40岁就不要了。但与此同时,赵珍香身上的负担仍然很重,儿子虽然已经成年,在外地工作,但“他没个长性,脾气还大,一会在广东,一会在苏州,成天换地方换工作,挣的钱连自己都拢不住。”

而两个孙子,也都到了上学的年纪,但还是被一股脑全留在了蓝田家里由赵珍香和老公照顾,赵珍香说自己只能打零工,毕竟零工的活自由,还能把孙子经管上。“我俩不出去挣钱,手上就没有钱花。没指望过问儿子要,他不问我俩要都了不起了。”

至于张慧美,情况则跟秦莲类似,儿子在饭店打工,一个月只有三四千的工资,“35了,媳妇都没定到,把人一天能愁死,问个女娃,就是要车要房呢,咱这一辈子农村人,到哪去弄这么多钱啊。”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好歹给儿子攒出个彩礼钱,张慧美也风雨无阻的加入了打零工的行列。

整个队伍里,李美倒是年轻些,40出头,穿一身运动套装,干净利落,提起为什么选择这工作,“也是为了孩子,屋里负担实在重,老人88岁了,成天生病,大儿子有本事,考上了大学,今年刚毕业,但助学贷款还没还完,小女子马上也要考大学,成绩好,咱不可能不让娃们念学,受咱一样的苦。”

03

灵活就业在当前社会,越发成为热词的同时,一个事实是,早在30年前,很多女性就已经在灵活就业了。虽然彼时还没有这么专业的名词形容,但打零工,做日结,就是灵活就业的全部形式。

日结灵活接单,自然希望有人能够灵活配合。而每个人的家庭需求也摆在那里,总得有个人足够灵活,随叫随到,能够为家里的所有大小人托底,每每这时,那个家里的女性,承担妻子和母亲角色的人,也就自然做出了相应的牺牲。

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中显示,老年男性生活来源更多地依靠劳动收入(占比为28.78%)和离退休金/养老金(占比为36.71%),女性这两方面逊色得多,分别为15.62%和32.77%。需要倚仗家庭其他成员供养,这个比例是男性23.29%,女性41.39%。

在谷雨一篇名为“老年女工们的晚年,幸福是偶然的”一文中提到,一个贫穷而衰老的女人,生活得幸福是偶然的,“过得不好”是必然的。而在乡村,你会遇到更多或被动或主动将自己压榨到极限的老年妇女。因为在各种序列中,她们总是被排到最后。

秦莲提到,做零工的生活,除了能够补贴家用,获得一定的自由和尊重,找到新的友谊,能够有吐槽的姐妹,不用每天只被家里鸡毛蒜皮的小事缠住,对她来说,也是一些其它生活里更重要的事情。“做完一天就有一天的钱吃饭,这公平很。”“这地方谁来都能说话,谁来都能聊上一嘴。”“咱不用问男人要钱,不用看他的那个脸。”

不被欠薪的日结工作,给了秦莲和赵珍香等人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某种程度上,打零工,不但可以选老板,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工种。今天做不做工,做多久,只做半天还是上下都做,完全取决于自己,“不用看老板的脸色过活。”尽管看起来打零工的生活很是辛苦,但这是她们在权衡再三后最不坏的选择。

当然,有时候这样在口中的“选择”也有点像是自欺欺人,但看到她们拼命想要获取一份工作的状态,你就知道,很多时候,普通人是不可能有选择的。

毕竟,真正的,自由的选择是留给有选择机会的人的。而农村出身,60岁-70岁,家境穷苦的女性,不在这个行列里。因为事实就是,60岁左右的女性除过需要打零工,还要帮着带孙辈,甚至于年龄越往大,就越会积极努力。“不想让别人觉得我不行,一旦自己停下,就感觉到处都得看眼色。”

04

但为什么即使到了这个年纪,还要打零工?

为老人养老,为孩子教育,为孩子结婚,为孩子带孩子……这好似涵盖普通人四大阶段的巨大任务,都让这群农村出来的女性根本没有喘息的余地。

而在张慧美看来,出钱出力都是小事,如果遇到孝顺的小孩,这都不算什么“怕就怕人家拿了你的钱,你给出了力,还不领你的情,嫌你没本事丢人。”即使完成了看似艰难的人生任务,不知是天性使然,还是本就是坚韧好强的代表,零工市场的女性们还会想着能赚一点是一点,贴补一下后辈,就算不需要贴补了“那也得攒个养老钱,省的到时候伸手问娃们家要,难看。”

有研究表明。其实,传统的男耕女织早已不复存在。近几十年来,农村的男性先流向城市,留守的妇女成为农业的主要劳动力,因此逐渐呈现出了“男工女耕”的现象,但近些年。由于务农收入实在太低,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开始进入零工经济,于是“男工女耕”又变成“男工女零”。

赵珍香形容自己,像片叶子,飘来飘去,人在哪里,劳力就用在了哪里。

因为打不打零工,打多久……这些决定往往不是由她自己做出,而是取决于家里的发展阶段——没生娃之前,她还是个姑娘,那时候也在城市打工——结婚生孩子后,在娃最需要照料的阶段,回到农村,以家为主——孩子上学能自主独立了,她继续进城打工——公公婆婆年龄大生病让人照顾,她再回乡——老人去世,孩子长大毕业需要成家买房,她再进城——孩子又有了孩子,她跟着照顾看娃——孙辈上学了,她再度继续打工……

这看似周而复始的牢笼几乎困住了身为乡村女人的一生。

但尽管如此,秦莲还是在等一个美好未来,她说等小儿子结婚,自己就歇一个月,一个月什么都不干,“我都不敢想,那得有多好啊。”但我们都知道的,她不可能歇,至于赵珍香,她已经在反思了,不过这个反思依然只是像个困惑而已,“害,你说,女人这一辈子,是不是都得这么过啊?”

■ 文内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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