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忠延（山西省散文学会名誉会长）
共庆中国年，欢乐千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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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腊八拉开大年的帷幕，到腊月二十三、二十四“过小年”；从除夕夜阖家团圆守岁，到正月初一亲族邻里拜年……大年，是中华儿女除旧布新、憧憬未来的团圆节、喜庆节。
又一个传统大年如约而至。值此辞旧迎新之际，让我们一起溯源中国年中蕴含的历史根脉、文化内涵。
一
初晓人事，最巴望的莫过于大年，最害怕的也莫过于大年。我幼小的心灵常在矛盾中纠结，既巴望大年早来，因为能吃好饭菜，能穿新衣服，还能挣几角压岁钱；又害怕大年到来，除夕要守岁，不能打瞌睡，要努力克制不闭眼睛，以免被年吃掉。父亲、母亲，还有很多大人都说，年是一个凶恶的野兽。这恶兽凶猛像豺狼，嘴大如血盆，每逢除夕便悄悄蹿进村里，看见哪个小孩睡着了，就一口吞下去。
为驱除我们的恐惧，家家都预备好一挂大红纸包裹的鞭炮。几乎没有小孩不喜欢放鞭炮，点一个，啪地炸响在半空；点一串，噼噼啪啪照亮了夜晚。小伙伴们高兴却说不出来，只会欢蹦乱跳。为啥放鞭炮？吓唬驱赶猛兽。父亲曾说，很早很早以前没有鞭炮，先民砍一大堆竹子，点燃大火，烧得爆裂开来，噼里啪啦炸响，吓得年兽仓皇逃走，这才能平安过年。唐代张说诗句“桃枝堪辟恶，爆竹好惊眠”，宋代王安石诗中的“爆竹声中一岁除”，都道出中国人早就有过年放鞭炮的习俗传统。
随着年岁增长，蓦然悟出，年是时光，是日出日落，是昼夜交替。年，并不意味着“吃人”，而是给人生命，助人成长，教人珍惜时光。想想古人所说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想想唐诗所写的“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不都是教人珍惜时光、莫负年华的告诫吗？
二
百节年为首，四季春为先。
在所有的节日里，大年排在首位；在四季当中，春季打头先行。一句大白话，道明了国人对大年、对春季是何等重视。这里面包含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甚至更久远的文明积淀。触摸其原点，必须将目光投向狩猎向农耕过渡的时段。
先民纯粹靠狩猎吃饭的时期是没有年的，只有头顶升起落下的太阳和月亮，也就是日和月。日是太阳，升起落下是一个白天；月是月亮，升起落下是一个夜晚。年、月、日是国人挂在嘴边的日常用语，但你却未必知道，年、月、日最初出现，就是中国历法的开端。在历法中，月不再单纯是月亮，而是代表着一年分为12个段落，月是其中的一个段落。日和月这自然天象，被先祖赋予了新的使命，担当起划分时间秩序的重任。至于年，那可不是自然天象，也不是地理物候，而是先祖用自己的思维判定和划分出的天象认知。有人称之为人文天象，也就是天文。
年的出现，是一个新时期的开端，标志着中华先祖开始疏远狩猎觅食，步入耕田而食的日子。别看几行字就表述了这划时代的跨越，我们的先祖却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从考古发现看，在南方距今约11000年至8500年的浙江上山文化遗址，已经有了栽培稻；在北方距今约8000年的河北磁山遗址，已经有了储藏量很大的粟谷。可见，先民早就把采摘果实，发展为种植取食，启动了农耕文明。
然而，数千年间先民们单纯依靠种植还填不满肚子，维生手段一直徘徊在狩猎和农耕之间。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先民们不懂天象，无法依据天时下种。先民们的下种时间，要么过早，刚刚出土的禾苗遭受寒霜侵袭，就会冻死，有种无收；要么过迟，果实还在生长，气温骤降，冻瘪籽粒，广种薄收。农耕长期处于低产状态。无疑，天象是制约农耕种植、丰衣足食的瓶颈。
好在，先祖们经过数千年的探索，终于突破了这个瓶颈。突破的标志是有了古朴的历法。不过，在历法中最早露脸的不是年，而是岁。《尚书·尧典》记载：“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岁，演变为年，像黄河流水那般，不少于九十九道湾。《尔雅·释天》中记载：“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夏禹时期称“岁”，尧舜时期则称“载”，《尚书·尧典》中就有帝尧的一句话：“朕在位七十载。”“周曰年”，《尔雅·释天》提示我们，岁演变为年是在周代。周代以前的商代称作祀。祀是祭祀，下面再说。据考证，甲骨文中出现了“年”字。《说文解字》对于“年”字的解释是：“谷孰也。”孰，即熟，粟谷成熟的意思。“熟”字的初始象形，犹如一个人背着收获的粟谷。这倒有些像我的少年时代，肩膀还嫩，夏秋农忙挑不起两个禾捆，只能背着一个禾捆跟在大人后面亦步亦趋。
三
作为以形声字为主体的表意文字体系，汉字携带着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不用发声，后人就能聆听到先祖们的私密耳语。“年”字如此，“岁”字同样如此。与“年”字比起来，“岁”字相对复杂。“岁”早先为“歳”。有人说，“歳”是木星的化身，《尚书·尧典》不是有“历象日月星辰”的记载吗？木星化作“歳”跻身于历法当中。也有一种说法，“歳”字本义是砍断，其形状犹如用大斧斩断人的两只脚，斩断则止步，象征隔断旧时段，开启新日月。无论“歳”字本义是哪种，都在告诉子孙后代，为穿透浑茫天象，先祖在殚精竭虑，探索适宜下种的耕作时机。探索时机后人称作“钦若昊天”，颁布施行则称作“敬授民时”。
阅读《尚书·尧典》时，愚鲁的我不无困惑，为什么“定四时成岁”，就能“允厘百工，庶绩咸熙”？通俗说，为何制定了历法，百官只要尽职尽责，诸多事情就会顺遂兴旺？直到陶寺遗址中那座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复原，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将岁月转化为播种时机，起直接指导作用的竟是节气。节气早就蕴含于《尚书·尧典》当中，“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殷仲秋”“以正仲冬”，不仅是春、夏、秋、冬四季的传真，还是“二至、二分”的最早出现。气象学家竺可桢在《天道与人文》一书中指出“二至、二分”为：夏至、冬至，春分、秋分。陶寺观象台正是观测节气的产物。我之所以援引其为证据，是因为该遗址出土文物经过碳十四测定，距今约4300年，对应的历史时段与帝尧时期相仿。这说明，即便《尚书·尧典》中的记载并非当时的文字刻录，也是后人根据前辈口述所还原的世事。
承载着节气的古观象台复原后，屹立在黄土高原上。前往瞻仰，每当远处山头升起的红日穿越观测缝，照亮观测点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高喊：“尧王出来了！”这是我童年养成的习惯。不是我把尧王比喻为太阳，是我故里的父老乡亲一辈一辈对太阳都如此称颂。
当然，我们嘴里的乡音不是“尧王”，而是“耀窝”。在尧都的方言中，“王”字发“窝”音——王村说作“窝村”，王庄说作“窝庄”。乡亲们把尧王比喻为太阳，与司马迁《史记》中对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的称颂一致。
帝尧受此尊崇，是因为他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前往旸谷、禺谷、交阯、幽都，观察“日月星辰”变化，钦定历法，确定节气，打开了上天的密码。尤其是节气的制定，堪称农事播种的天时路标。我生在尧都，长在尧都，节气农谚熏染着我成长。“惊蛰不耕田，不过三五天”，这是大地解冻的春讯；“白露种高山，寒露种平川”，这是播种小麦的节气。
不过，我的那些乡亲从不说节气，互相言传的都是节令。节令，关于节气的命令。“敬授民时”就是下达农时节气的命令。不违农时，适时下种，才能收成好，衣食足。节气，显然是由“岁”变“年”的重要动力。在历法、节气中，“岁”是初始，尚未实践；“年”是实践后成功的结晶。
年，可谓中华先祖由狩猎向农耕跨越所收获的丰硕成果。
中华民族是感恩的民族，拥有了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大年，也没忘催生大年的岁时节气。至今，岁和年几乎拥有旗鼓相当的地位。倘若有人发问，您多大了？您在人世已经历过60年、70年、80年，回答时却不提年，依然是用帝尧“定四时成岁”的岁，60岁、70岁，或者80岁。岁与年从上古到如今，与国人相依相伴，不弃不离。
岁岁过年，年年守岁。岁岁平安好运来，年年福禄喜盈门。
四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论语·泰伯》）探究中华民族的进程，探究农耕文明的生成，我渐渐将孔夫子的尊崇变成了自己的尊崇。我不仅尊崇帝尧，还尊崇对推进中华文明具有重大贡献的每位先祖。从《尚书·尧典》看，最初以岁的面目出现的年，形成于帝尧时期。不过，这绝对不是突兀而生，而是之前先祖们观测天象的接力长跑，持续发力，代代不懈，终至帝尧时开花结果。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羲和，应当是羲氏、和氏的总称，由他们观测太阳；常仪也称常羲，负责观测月亮。《山海经·大荒西经》干脆把羲和神化为太阳的母亲，把常羲神化为月亮的母亲。古人对羲和的想象富有意趣：她与她的十个太阳儿子一起住在东方的扶桑树上。每天都有一个宝贝儿子升空照亮大地，由她驾着龙车把他们送往最高处。每天，每天，从不间断，她是何等尽职尽责，很可能黄帝时期已经委派专职人员负责观测天象，羲和与常羲就是这样的“高管”。高管履职，世代传续，帝尧继位后加大了天象观测力度，高管仍然沿用先前的名称。于是，“乃命羲和，钦若昊天”，羲氏、和氏共同运筹发力，终于“定四时成岁”。
敲击键盘到此处，我仿佛看见一个人撑开竹简，从字行里跳脱出来。他跳脱出的典籍是《山海经·海外北经》，脚一着地即奋力奔跑，追赶太阳。东方曙色初现，朝日尚未升起，他早已起跑。他要赶在太阳离开地面前接近它，逮住它。可惜，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太阳腾空高升，他未能如愿。他没有泄气，转身朝西追去，想在太阳落下时让理想变为现实。他跑啊，跑啊，再苦，再累，丝毫不敢放慢脚步。气喘吁吁，跑；汗水滴答，跑！然而，终究还是慢了半拍，眼看着太阳在眼前落了下去。他太累了，太渴了。回身饮水，喝干了黄河，不解渴；喝干了渭河，不解渴。他要去北方的大泽喝水，未能赶到，满怀遗憾地渴死了。他不甘心如此失败，倒地前沮丧地抛弃了手杖。手杖成了他理想的化身，居然长成了一片光彩灼灼的桃花林！
这是一个巨人，先民尊称其为“夸父”。这个神话名为“夸父逐日”。我童年、少年都觉得夸父追赶太阳，是自不量力。后来读到了“神农尝百草”，才理解了夸父逐日的内涵。尝百草的神农氏一种一种咀嚼植物，一次一次昏迷，又一次次醒来，终于筛选出了新的食物。从此，先民不再靠单一狩猎维生，开始采摘果实，种植禾粟。中华文明进程，从狩猎到农耕经历了数千年，显然不是一人所能为。足见，神农尝百草是先民塑造出的一个光辉形象代表，体现了不畏生死、勇于开拓的民族精神。
倘若说神农氏是在拓展地上的食物种类，那么夸父就是在探索混沌的天象。他要揭示日月变换、冷暖交替的规律，确保有种有收，丰衣足食。夸父虽然宏愿未竟，壮志未酬，但是，他的事业却没有中断。先民们将那片灼灼照人的桃花林作为向往的未来，薪火相传，前赴后继，这才有了帝尧团队探求的成功。
“成岁”，酷似先祖点燃的创新圣火！
五
唐贞观年间，李世民在太极宫饮美酒，赏歌舞，听见远远近近响起了爆竹声，诗兴勃发，挥毫写下《守岁》，有“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句。千百年来，中国人都把过年作为最为隆重的节日。那么，早先，先民如何欢庆？
《古诗源》中收录有两首诗，隐隐约约透出陈年古风。一首是《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晋代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写道：“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壤父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何为击壤？《风土记》中有解释：“壤者，以木作，前广后锐，长尺三四寸，其形如履。”“先侧一壤于地，遥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击之，中者为上。”这是先民在做游戏，边唱歌，边击壤，“歌之舞之”。
所有的游戏都有一个前提，必须能够吃饱肚子。研究上古史的专家认为，击壤是先民丰衣足食后欢乐的庆典。欢庆丰收，喜迎未来，虽然朴拙，却是过年的雏形。
另一首诗歌是《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意思是，种植靠土地，土壤莫流失；洪水莫泛滥，归回河道里；昆虫别发作，禾苗好生长；草木别入田，安家在沼泽。细细品味，似乎是在祈祷。这就与诗名吻合了，伊耆氏即便不是特指帝尧，也与他相关。帝尧姓伊耆，名放勋。蜡，同“腊”，腊月是古人的祭祀之月。辞，是祭祀时的祷告词。如果说，做击壤游戏是平民广众庆贺丰收，迎接新岁；那《伊耆氏蜡辞》就是官方祭祀天地，祈求丰收。
官方主办新岁庆典，绝不会像民间游戏那么简单。即使那时没有盛大歌舞表演，也会有礼乐仪式助兴。礼乐仪式少不了要有礼器，遥远的帝尧时期有礼器吗？还真有，陶寺文化遗址发掘出了鼍鼓、石磬，还有铜铃。打着鼓，敲着磬，摇着铜铃，吟唱着蜡辞，拙朴而庄重的祭祀大典即圆满礼成了。
这贺岁迎新的开端略显幼稚，却像初生婴儿一样，用勃勃生机，拥抱未来。
六
愿得长如此，年年物候新。
唐朝卢照邻《元日述怀》的诗句，写出了大年的常态化。那大年的常态化起自何时？上溯，再上溯，目光停留处是《诗经·七月》。该诗题为《七月》，诗中的物事却几乎涉及全年的境况。不妨选录翻译出来看看：正月赶着修农具，二月插足把田犁。四月远志开花结籽，五月蝉鸣叫不止。六月展翅纺织娘，七月火星流西方。八月打下树上枣，九月谷场修筑好。十月晒干收进仓，冬月腊月酒斯飨。后续的场景更像过年的写真，先是准备，继而欢庆。“穹窒熏鼠，塞向墐户，磋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先民清除垃圾，熏赶老鼠，密封窗户，躲避寒风，准备过年。如何欢庆？“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献上两杯美酒，宰杀肥美的羔羊，亲朋们欢聚一堂，举杯畅饮，恭祝赐予幸福的天地万物和公侯主管：万寿无疆！
岁时有序，有条不紊。西周时期民众的生产、生活不违农时，衣食无虑，过大年顺理成章。当然读来也有一点不尽兴，寻根大年却没在字里行间见到年字。《诗经》里能觅到年吗？能，而且还是“丰年”：“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其意大致是，丰收年景谷物多，高大粮仓一座座。储存亿万新稻粮，酿成美酒甜又香，献给祖先来品尝。用以祭祀百种礼，普降福禄多吉祥。这首《丰年》，似乎可以看成对《七月》的补充。《七月》聚焦于时序里的生产与生活，《丰年》浓墨重彩活画出了过年风情。仅就祭祀场景看，即呈现了先民敬天法祖的礼仪。“以洽百礼”是敬祀天地万物，“烝畀祖妣”是敬奉先祖。
如果细品，《诗经·唐风》中的《蟋蟀》和《山有枢》，也能感受出过年的滋味。《唐风》流行在古代唐国，唐国是帝尧最早开创的国家。周成王桐叶封弟，也称桐叶封唐，即封在这方熏染着唐尧遗风的大地。
七
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
这是帝尧禅让时对虞舜的嘱咐，虞舜禅让时也如此嘱咐大禹。此话口口相传，到了春秋时期，被孔子的弟子录进了《论语·尧曰》。大致意思是帝尧告诫虞舜，你要谨遵躬行天道历法。帝尧为何要如此嘱咐？因为观测天象、形成历法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先祖对上天充满了敬畏。无论是“钦若昊天”，还是“敬授民时”，都不敢胆大妄为，而是遵从天命，不越雷池一步。按规律种植才能丰收，民众才能吃饱饭。这是中华先祖认识天象的准则，也是当时人和自然的真实关系。
夏朝岁首在农历正月启蛰节气，该是立春。看来虞舜没有忘记帝尧的嘱托，夏禹也没有忘记虞舜的嘱托，对既定历法遵行不二。商朝的岁首则不然，提前了一个月，变为农历十二月。周朝的岁首再提前一个月，变更为农历十一月。战国时期，各国颁布了不同历法，有《黄帝历》《颛顼历》等6种。秦朝奉行《颛顼历》，把十月定为岁首。这一历法与天象不符，难以指导农耕，导致粮食歉收。
何时拨乱反正？西汉颁布的《太初历》，才回归历法本源。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招贤纳士，修订历法。修订结果，由汉武帝选定了邓平与落下闳的《八十一分律历》，重归“正月旦，王者岁首”。规定新年由正月初一始，官方举行盛大朝会、祭祀仪式；民间祭奠祖先、拜贺乡亲。
此后2000多年间，历法虽然屡有变化，但是正月为岁首的根底没有丝毫动摇。大年虽然有正日、岁日、岁旦、元辰、元正、新正、新元等多个名称，但是大年的习俗一脉相承，从未间断。1912年，我国采用公元纪年，将1月1日叫作元旦，将农历正月初一大年改称春节，沿用至今。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中国大年在历史的进程中，日臻完善，荷载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展现着中华民族的文明盛景。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13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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